——全国著名人才专家沈荣华30年的探索之路
记者 钟海珍
在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有一位长期从事人事人才研究已近30年的学者，他就是全国著名人才专家沈荣华研究员。近日，记者在京采访了正在参加《全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纲要（2009－2020）》编制的沈荣华研究员。作为这项编制工作的人才发展战略研究组、文件起草组专家，沈荣华研究员阐发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中国应走一条“人才优先”的发展道路。
沈荣华研究员提出上述重大命题，不是偶然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才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一个优先发展的战略问题。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的大力倡导下，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理念得到了广泛重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得到进一步贯彻，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得到了较好落实。
回顾三中全会以来的人才工作发展和人才战略，人们忘不了现任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的沈荣华研究员。自1979年以来，这位在全国享有盛誉的人才专家，在以人事人才研究超前著称的上海，主持了40多项国家和上海市有关人才人事方面的重大软科学项目研究，撰述了17部人才和人事方面的著作，发表了200多篇人才研究文章。这些研究成果，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背景，以人才与人事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以人才政策和制度创新为重点；特别是在人才优先发展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针对性的创见、理念和对策建议，其中不少在全国是超前的。这些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达30余项之多。业内专家认为，这些研究所化的成本是巨大的（包括人、财、物），而它产出成果的价值也是巨大的。
据记者所知，上海的人才人事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得到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也得到了广大人事人才工作者的响应；尤其是得到了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领导的重视。他们有的专门到上海听取课题汇报，有的对课题研究提出宝贵意见，有的还亲自参加了课题的鉴定。
沈荣华研究员正是在此背景下，坚韧不拔地、领先地走着一条艰辛开拓的探索之路。
为自学人才建立考试制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文革”十年动乱，造成了我国人才的十年“真空”。而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又急需大批人才。
改革开拓者，他们急国家所急。沈荣华和他的同事许立言、林吉祥、邱培成等同志，根据中央书记处关于“八十年代教育事业应有大发展”的要求，独辟蹊径。他们分析了我国庞大的自学人才资源状况，在查阅了国内外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于1980年 6月17 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尽快地为自学人才建立考试制度”的文章，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
沈荣华和同事们在分析建立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必要性的基础上，又从上海先行先试的目标出发，给国家提出了四条建设性的意见：第一，上海应根据中央书记处有关发展教育的指示精神，尽快建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第二，组织应考报名和征聘命题、阅卷人员。第三，考试内容主要考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并加考外语。第四，经考试合格，具有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同等学历的人员，享受大学本科生和大学专科生的工资待遇。后来，在上海、北京等省市，正式建立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建设、发展所急需的紧缺人才。
开放社会主义人才市场
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如果有谁提出“人才市场”，一定会遭到责难和诘问：“把人才当成商品交换总是不妥吧”，“科学家、工程师怎能在市场中买来卖去？”
为了突破这一“禁区”，沈荣华和课题组，在上海人事局领导的支持下，经上海市科委批准，于1986年3月，开展了“上海专业技术人才使用现状及其战略对策研究”，对上海人才使用现状及其管理体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首次在国内进行了万名人才使用现状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上海三分之二人才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这一消息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举国震惊。调查还显示：人才作用不能充分发挥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人才管理体制的制约。具体表现为“三个不合理”：上海专业技术人才的分布不合理；上海专业技术人才的结构不合理；上海专业技术人才的使用不合理。这样，就需要有个市场来调节和配置。
于是，在国内，社会主义人才市场理论首先在上海的实践探索中应运而生。沈荣华主持的研究课题，在对社会主义人才市场科学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开放社会主义人才市场的客观必然性，设计了社会主义人才市场的发展目标和步骤，提出了社会主义人才市场的运行机制和模式，还进行了人才市场的可行性分析。这项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是：在理论上，系国内率先提出的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人才市场理论；在实践上，对推动我国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全国人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这项课题成果获得了1988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上海缺乏一次性资源，唯有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这是人才专家沈荣华“解读上海”后，最深切的体会。
沈荣华认为，从历史经验看，上海开埠150多年来，曾经历了“三次经济大发展”和“三次人才高潮”：上海第一次“经济大发展”和“人才高潮”出现在20世纪三十年代，那时上海已经崛起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这是由一大批以西方金融家、贸易经纪人、企业家及数以万计的能工巧匠为代表的高素质的人才群体所支撑的。上海第二次“经济大发展”和“人才高潮”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海的第二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综合性的中心城市，这是与建国初期从国外回上海的一大批科学家、技术专家的努力分不开的。上海第三次“经济大发展”和“人才高潮”出现在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确立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定位，这也是以引进大批海内外人才，使上海发展成为远东的国际大都市为依靠的。
从国际上看，人才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高科技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渐加快，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在这经济发展主流的背后，世界各国已经意识到，一个以人才发展为优先的时代已经到来。
然而，“人才优先”这种现代人才观，还没有普遍成为我们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中的一种指导思想，相当多的经济部门、管理部门首先看到的还是物资、资本，他们更多地强调投资、引进设备；而在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方面，却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解放思想是关键。沈荣华便专门组织力量，于1993年撰写、出版了专著《第一资源论》，明确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老市长汪道涵欣然为他题写了书名。此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并提出把开发利用人才资源作为我国基本国策的观点。作为专著《第一资源论》，当时在国内是开先河的第一本。著名人才学家王通讯在此书《序》中这样评价：“《第一资源论》面世了，这是人才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是人才管理界的一件大事，是人才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这项成果，后来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人才资源作为第一资源，已经成为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理论基础。该成果1995年获国家计委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
把人才规划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众所周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九个五年计划，我国都没有把人才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沈荣华认为，这是我国长期以来只重视物力资本、不重视人力资本和“见物不见人”的反映。
进入1990年代的上海，改革与发展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特别是1990年4月18日李鹏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浦东开发开放，给上海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要实现上海的宏伟目标，关键在人才。正如时任市长的朱鎔基同志指出的：“上海的优势在人才，上海的发展在人才，上海的振兴在人才，上海的希望在人才。”于是，人才战略规划问题，被列为上海90年代发展中的第一项专题研究。
1990年7月，沈荣华和课题组在上海市科委的支持下，开展了“1991——2000年上海人才资源开发战略及其规划方案研究”。课题对1980年代上海人才资源总量、分布、结构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进行大量调查分析，科学预测了“八五”和十年人才需求，并作出了人才规划，这是当时我国最早的一个区域性人才规划。
经上海市领导批准，课题组于1991年10月召开了“九十年代上海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战略”研讨会，时任国家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向大会发来贺信，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国家计委、国家教委、国家科委等七个部委和全国28个省市的专家、学者及实际工作者共250人参加了研讨会。此后，人才战略规划纳入了上海市“八五”、“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领了全国之先。我国也从第十个五年计划起，把人才规划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都列出专章——“人才战略”，它标志着我国人才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构建国际大都市的人才市场
党的十四大的一个卓越贡献，就是确定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是一场深刻革命，必将引起整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
沈荣华提出，在这场大变革面前，人事部门也处在十字路口，面临着新的选择：是维持一套老办法，还是走一条创新之路？这种抉择的实质是人事工作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构建现代化人才市场已势在必行。
1993年，沈荣华和课题组开展了“上海国际大都市人才市场构建研究”（上海市科委项目）。这项课题提出，以上海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到2000年，基本建成上海国际大都市人才市场框架，2010年建成国际国内人才配置中心的国际大都市人才市场体系。这项课题还设计了具体目标，即建立完善八大体系：国内外人才交流体系；最具激励作用的市场工资体系；现代化的人才信息体系；全国最大的教育培训体系；国际通用的人才评价体系；国家级的人才市场体系；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流的中观调控体系。这一课题，对全国人才市场建设起到了引领作用。在这以后，一批国家级人才市场陆续建立，标志着我国的人才市场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人才高地：一项跨世纪工程
世纪之交的上海，面临着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国内新环境。21世纪，我国经济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而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历史潮流已把它推向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前沿。
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上海在技术、人才和管理方面有相当的优势，完全可以发展快一点的指示，按照党的十四大要求，上海提出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尽快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新的发展。
沈荣华认为，上海的振兴与发展，离不开人才资源的开发和集聚；近现代历史发展都表明，它归根结底是人才资源开发利用的结果。上海要汇入亚太地区高速发展的经济圈，发挥她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同样必须把人才发展战略提到经济发展的首位。于是，在1995年和1997年，由上海市科委立项，沈荣华和课题组先后开展了“构筑人才资源高地对策研究”和“构筑上海人才资源高地政策体系研究”，这是一项跨世纪工程。
这两项课题研究，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和上海人才现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上海人才高地的指标体系，构建了上海人才高地的目标系统，设计了实现上海人才高地的对策措施，特别是建立了上海人才高地的“十大政策”。这两项成果，在国内形成了广泛影响，中央组织部和国家人事部领导专门到上海了解该课题研究情况，全国20多个省市先后学习、借鉴上海建设人才高地的经验。
拉开“经理革命”序幕
回溯上世纪，日本通产省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小宫隆太郎先生曾这样说：“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而是政府的附属物。沈荣华认为，小宫先生看到的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中国缺少大批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沈荣华说，真正的企业家只能以市场为“衣食父母”，必然由经营业绩决定其自身命运。而我国国企的经营者大部分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委派的“官员”，而不是市场竞争中择优录用的企业家。
在此背景下，1997年，沈荣华领衔主持了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项目——《“经理革命”与企业家人才资源开发》研究。他还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会同有关专家、企业家，开发研制了《企业经营者能力测评专家系统软件》，后来又撰写了中国经营者制度改革的创新专著——《中国“经理革命”》。
从传统的工厂制度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种带根本性的制度创新，企业的资产组织形式、领导体制、经营管理方式都将发生深刻变化。沈荣华的《中国“经理革命”》，其可贵之处是在“经理革命”这场变革中，提出了时代呼吁的从“官员”到企业家的角色转换模式，提出了建立职业经理人机制，它可谓中国企业发展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经理革命”。
探索国际大都市人才资源开发新路
1999年—2000年，随着中国加入WTO，上海新一轮的高度开放时代到来了。上海市重大软科学项目——“新世纪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人才资源开发新路研究”即在此背景下展开。
沈荣华和课题组在这项“人才新路”的研究中，又有新的理论和实践建树。他们在全国率先提出和叫响了“人才国际化”的理念。沈荣华说，“人才新路”的主要内容就是“四个化”：人才国际化、人才市场化、人才信息化、人才法制化。“人才新路”的主要目标是“四个率先”：率先建立国际国内人才集聚中心，率先建立国际化的人才培训中心，率先建立全球人才信息中心，率先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人才法规体系。“人才新路”还提出了与国际接轨的“六大”人才开发战略：人才国际化战略；人力资本提升战略；人才资源集聚和辐射战略；人才结构优化战略；人才价值实现战略；人事改革领先战略。
建立中国特色人才政策法规体系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人才工作的宏观背景和发展环境又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
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与此相随是人才国际化趋势凸显，人才国际流动日益频繁，人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当代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依法治国方略，开展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沈荣华据此提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人才政策法规体系，对我国人才开发由国内开发转向国内国际开发、由政策推动转向制度创新、由人口大国转向人才资源强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沈荣华认为，目前我国人才政策法规体系虽已初步形成，但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要求相比，还很不适应，主要存在四大问题：一是层次性不高，系指我国人才政策法规体系存在政策比重太大、法律法规比重很小的问题。二是体系性不够，系指我国人才政策法规体系存在政策法规缺位，相互不很配套的问题。三是时效性不强，系指我国人才政策法规体系存在没有及时修改废止，难以适应人才发展的问题。四是操作性不足，系指我国人才政策法规体系存在操作空间狭窄、执行作用有限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按照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建立健全中国特色人才工作法律法规体系”的要求，在中组部人才工作局的直接指导下，沈荣华和课题组开展了“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才政策法规体系研究”，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才政策法规进行了认真梳理。在此基础上，他们根据我国人才政策法规的建设现状，并借鉴国外相关人才政策法规的成功经验，研究提出了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的人才政策法规体系的总体目标、基本构架和对策建议，还设计了我国近期急需出台的主要法律法规，以推动我国人才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解读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人才观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沈荣华认为，学习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人才观，研究、把握中国人才在21世纪的战略趋势，主要应着重领会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要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从2003年起，沈荣华在参加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文件起草等诸多重要工作、实践中，得出了一条十分深切的体会：近几年来，中央的人才观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这个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都重视人才工作。沈荣华认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主要体现为：在全党、全国、全军和全社会，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即：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点，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观点和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的观点。这三个重要观点，核心是人才强国，她是我国人才工作的最高理念。
第二，要树立、实践科学的人才观。这就必须实施三大突破：人才内涵的突破，提出了“大人才观”，集中体现在“四个不唯”：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鼓励人人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人才标准的突破，提出了新的人才标准，品德、知识、能力、业绩；统计方法的突破，提出了“分类统计”思路，淡化人才总量的概念，实行分类统计的办法。
第三，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概括起来就是：加强“投入、规划、基础、素质”。讲投入，就是不是从口头上而是从制度政策上，切实加大对人才建设的投入。规划，就是在国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要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和完善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抢占人才资源开发的战略制高点。基础，即教育是能力建设的基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素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的人才，和西方发达国家不一样，不仅应具备较高的科技知识水平和能力，而且应该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
第四，人才评价要突出“三个注重。”党政人才注重群众公认，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注重市场和出资人公认，专业技术人才注重社会和业内公认。这“三个注重”，是我国人才评价机制的重要创新。
第五，要处理好市场机制与政策引导的关系。根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还要加强宏观调控。有三条政策措施：从宏观和长远看，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二是下决心打破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疏通三支队伍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人才流动渠道；三是完善人才市场机制，包括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
第六，要重点抓好高层次人才。因为，我国高层次人才严重匮乏，高层次人才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高层次人才结构和素质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高层次人才培养、吸引和使用机制不健全。怎样解决这些问题，要实施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化要求的培养规划；要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努力形成有利于高层次人才成长的机制和环境；要培养造就一批政治家、优秀企业家和各类高级专家；要加大吸引留学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力度，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智力；要加强和改进国家重要人才安全工作。
第七，要完善人才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主要推进三个方面的重大改革：一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行期权股权激励。逐渐形成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符合高科技产业特点的、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二是探索建立人才资本及科研成果的有偿转移制度。根据人力资本持股、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创新等进行分配，加快产权激励机制的形成；三是探索建立产权激励机制的配套体系。这里包括：法律保障体系、价值评估体系、市场化运作体系等。
第八，要加大人才工作改革创新的力度。要改革创新六个方面的人才体制和机制：即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互衔接的人才培养机制；由品德知识能力业绩等要素构成的、科学的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机制；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的选拔任用机制；开发利用国际国内两个人才市场、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的机制；充分体现人才价值、鼓励人才创新创造的分配激励机制。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的辉煌历程，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沈荣华的人才探索之路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开拓之艰辛与收获之欣喜。
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沈荣华的人才探索之路也在继续。衷心祝愿这位充满探索、奋斗精神的著名人才专家，有更多的思想成果、实践成果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