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总工会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珠三角的民工在最近12年里，工资增幅只有68元，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他们的实际收入呈下降趋势。广州市劳动力市场服务中心人士承认，对于民工、特别是那些已经具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人来说，珠三角明显不再具有吸引力，长三角、京津唐甚至部分西部地区的熟练工人工资水平已经超过广东。
　　珠三角地区因为工人短缺，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自身竞争力减弱等因素，当地不少中小型制衣、制鞋企业纷纷转让、关门。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我的用工成本就差不多要增加10％，人也不好招，没办法再撑下去了。”一家制鞋厂的老板说，现在人民币的汇率不稳定，接单是美元，卖出去是人民币，这对生意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在东莞，约1000家制鞋企业中就有200-300家倒闭。东莞只是珠三角的一隅，广东制鞋企业总共有5000-6000家，近一年来关闭的大中型鞋企已超过1000家。现在暂时没关闭、撤离的中小企业都是在死撑。
　　其实，引起鞋企、制衣企业致命溃退的还是企业长期以来的“内伤”，《劳动合同法》只是一个导火线而已。珠三角的很多中小企业一直都采取“低成本、低利润”的生产方式，利润本身就不高，随着原材料、工资、水电、厂房等成本飞速上涨，再维持下去肯定很痛苦。
　　进一步说，出现“用工荒”、中小企业纷纷关门的浪潮，主要是因为现在紧缺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一种资源，无保障、低工资已经无法吸引农民工了，加之原材料上涨、《劳动合同法》增加用工成本等一系列的变化，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肯定就面临着生存的难题。
　　同样在温州，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提供的“2008年第一季度鞋革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报告”显示，温州鞋企近几个月倒闭转产的企业有70多家。
　　2003年时，协会掌握的数据是温州约有5000家一定规模的鞋企，而到今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600家。
      协会内部人士称，这背后的原因非常多：本地土地和人工等成本持续上升，一些企业转移到四川、福建甚至东南亚和俄罗斯；温州老板头脑灵活，一些企业将资本转移到房地产、矿场或者股市，到一定阶段就完全退出了制鞋业；一些中小企业抵制风险能力较弱，干脆选择停工。
　  经过数十年发展，温州鞋业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集群。一家鞋企相当于汽车整车厂，只负责装配，其所用的鞋跟、鞋底、鞋皮鞋革、鞋机、附件都有数十家企业与之相配套，因此，70多家停工转型的鞋企，将在整个产业链里产生放大效应。协会也用“举步维艰”来形容当地小企业，不少企业三条生产线只能开一条。
　　浙江莱丽斯鞋业老总说，长期来看，人的因素是温州制鞋业内部最大的问题。企业利润微薄，就不愿拿出更多的钱招募人才和改善工人生活条件，而工人和稍微有点经验的人才，也不愿意继续留在这里，形成了短期内难以突破的“恶”循环，导致整个行业升级困难，外贸代工企业难以向品牌企业转型。

劳动力转移正在发生

　　上海市统计局4月公布了一份最新的统计分析报告，通过对2007年上海农民工总量及结构的测算和分析，来沪农民工达到403万人，比上年增加23万人。来沪农民工的年龄结构也趋于年轻了：超过三分之二农民工年龄在34岁及以下。在403万来沪农民工中，在业人数为391万，比上年增加26万人，增长7.2％。就业率达到97.1％。
　　尽管常住农民工总量只占全市常住人口的17.1％，但是新增常住人口中一半以上是新增农民工。农民工数量的增加成为影响本市人口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今年用工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业内人士据此认为，一场地域性的劳动力转移正在悄然发生。
　　往年春节后，劳务派遣公司愁的是如何帮用人单位找到更多的工人，填补用工缺口，而今年却是急着如何把手上的剩余工人“卖”出去。
　　不仅仅是劳务派遣公司，春节后，上海各工厂也明显感到用工环境宽松了。松江一制造企业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招工难度大大降低，一方面是10%左右的工资涨幅留住了原有工人，另一方面，用工环境的逐年改善吸引了大批江西、安徽等地来的工人，“去年花20天才招满工人，今年只用了一周”。
　　据悉，前几年，各加工企业年后的用工缺口约有10%，在工人稀缺的年份，部分工厂甚至减少订单，而今年，一家需要500名工人的家具制造企业就有800人前来招聘。
　　今年新增加的工人中，以河南籍的居多，这些工人早先都是在珠三角一带打工，年后才辗转过来的，这种现象为近几年所罕见。
　　一边是蜂拥而至的工人潮，另一边却出现了严重的 “用工荒”。“待遇太差，工作时间长，大批的工人出走。”曾在东莞一鞋厂人事部工作的曾先生介绍说，在珠三角一带，普通工人的工资通常只有700-900元/月，而且一年难得放假几天，而同样的工种，在长三角的工资可能就有1000-1200元/月，为此，成批成批的工人选择“出走”。除了主动出走外，年前珠三角上万工厂倒闭、资方欠债出逃，也使得工人被动 “流向”长三角。

用工荒折射劳资关系变迁

　　员工过年后不返厂的现象，其实无疑向企业老板透出了这样的信息：民工就业的主动权不再是只掌握在企业老板的手里了。
     20年前，到广州打工可以拿到五六百元的工资，这是当时极具吸引力的报酬。但东莞鞋业一名老员工说，1996年的时候，厂里一线工人的工资是1000元左右，10年过去了，这个数字基本没有变。随着经济发展，珠三角当年的优势不再明显。内陆一些省会城市开办的工厂，工资基本也能达到600至800元。
　　“长沙也有厂子要人，我去那里干活离家近，农忙时还能照顾到地里的庄稼，工钱也不比那边少。”湘潭50岁的农民王保国和妻子12年前在佛山、东莞一带服装厂打工，三年前他回到长沙宁乡干起了同样的工作。
　　王保国的儿子继续留在广东虎门一个鞋厂打工，去年的月收入在1200元左右。今年也想挪地方了，因为他听说一个在江苏打工的老乡一个月可以挣到1600元。
　　工资高低成了农民工判断去留的最重要的标准，绝大多数外来务工者都持有这样的心态。
　　劳务输出大省江西每年有500万农民工出省寻找自己的致富梦想。“东南西北中，打工到广东”，珠三角地区则多年以来是江西农民工的首选。但这种状况开始改变，越来越多的江西农民工流向了长三角。
　　有人对比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工资状况，发现珠三角的工资整体水平开始落后于后者，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两年珠三角的工人有往长三角转移的趋向。
“低技术陷阱”催动民工流向转变

　　据了解，珠三角地区企业技术水平普遍不高，多为来料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同业竞争十分激烈，只有压低工资才能有利可图。因而广东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素质；厂家不是靠提高生产力而是依赖劳动力的低廉来保持产品的低价格竞争力，因此工人工资很难有上调的空间，学界将这种情况称之为“低技术陷阱”。
　　“低技术陷阱”不仅出现在广东制造企业，在民工大量流入的北京、上海地区同样存在，只不过以建筑工、装修工、餐厅服务员、保姆等形式出现。这些地区企业竞争目前还不如广东充分，工资待遇也比广东高，但将来很可能也会面临“民工荒”。“民工荒”率先在珠三角这个对劳动力依赖最深的区域浮现，对中国其他地区来说应该是个警示。目前，相当一部分民工已有意识地开始提高自己的技术、知识水平，特别是一些青年民工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价值。
“新生代民工”问题

　　有研究报告显示，“用工荒”的来临与上一代农民工淡出制造行业，“新生代民工”又不愿意从事这样的苦累活，有着内在的联系。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民工”，在价值观、知识结构、人力资本的投入、勇气，以及信息的掌握能力等方面，都明显区别于老一代民工。这些人，不仅重视薪酬待遇、劳动条件，更重视自身价值的实现和未来的发展空间。
　　据一些务工人员介绍，目前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的盲目性较以往减少。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约在１８~２５岁。与父辈相比，他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没有务农经历，不再肩扛编织袋满大街找活，他们职业期望值高，打工不再只是为了赚钱、回家盖房，而是带有“闯天下、寻发展”的目的，更爱往远处走。
　　随着老一代民工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而“新生代民工”又不愿意进入传统的“脏、苦、累”、薪酬待遇低的行业，这类企业必然会出现缺工问题。
　　调查后发现，那些月工资七、八百元且工作时间又长的工种，年轻工的年离职率达百分之三、四十以上。
　　面对难招到年轻民工的窘境，目前，珠三角不少工厂已将工人的工资稍稍提高，但这已是企业所能承受的最大幅度。除此之外，老板在感情方面则多多投资，如更关心外来工的生活，多多嘘寒问暖。
　　某木材家具厂老板透露，厂里已开始正视新生代民工的问题，比如解决他们的住宿问题，给每间民工集体宿舍配备电视，以满足年轻人的精神需求。这位老板说，在大幅提高工资不太可能的情况下，只能从其他方面着手，以期尽可能多地留住年轻人。
“荒”的不是农民工，而是技工

　　市场有一双“无形的手”，劳务市场则是一双“无形的脚”，用“脚”选择务工地，既体现了自主选择的多样性，也对用工环境进行反推动。珠三角与长三角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的微妙变化，实际上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有关专家认为，长三角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出现珠三角企业的 “用工荒”等问题，主要是长三角在起步时并不是全部依靠农民工，长三角企业一开始很多发展的都是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比珠三角少。
　　过去一年，珠三角用工环境变化明显：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大幅提高，漠视甚至歧视外来工的现象正得到改变。像一家皮具厂，普工月工资1000元左右，技工工资近2000元，不愁招不到工。
　　当地劳动部门一位负责人坦言，不担心“民工荒”，只要提高工资和综合福利水平，普通工人并不难招。真正担心的是技工短缺，技能人才不是提高待遇就能解决的。在用工荒、新法实施的形势下，中小企业必须加快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             （下转第3版）
　　农村环境改善、农民进行重新权衡
　　劳务输出的自愿性取决于农民对利益的权衡。这两年政府加大对农村扶持，农村条件不断改善，劳动力资源大省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如果企业工资增长低于这种增速，一些人员就会不再外出务工。
    河南省目前外出打工人数增幅已开始减慢，这与河南省取消农业税，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有关系。
　　另外，这几年农村教育环境改善，加之高校扩招，更多人愿意接受高等教育，初中毕业生也可通过上技校掌握技术，低龄农民工的数量较以前减少。
   解决之道
　　把“根据地”迁到劳动力大省
　　“用工荒”下，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内地迁移，与内地企业争抢劳动力，有些企业直接将目光投向了劳动力资源大省像河南等地，把企业“根据地”迁到了河南。
　　据悉在河南，去年香港两家电子企业把原先建在福建的生产厂迁到了该省滑县，以解决用工难题。
    外省来河南招工的数量在增长，这必然也加剧河南本省用工紧张。据悉，郑州的一些企业也开始向县（市）迁移，以降低劳动力成本。
　　 “以人为本”才能留住人
　　 “我们这里没有‘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的提法，除本地人外一律称为‘新昆山人’。”昆山市委有关人士说，昆山本地有60万人口，而外地人则达到了62万，是江苏省第一个人口倒挂的城市，当地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为外来人员服务的工作机构——“新昆山人”工作委员会。外来人员子女上学免借读费，外来人员可住“廉租房”这两招吸引了许多外地人。
　　在“外地人为何被昆山所吸引？”的一项调查显示出，排在第一位的因素是“薪资水平”，占42.97％，其次为“工作环境”，占32.3％。
　　外来人员子女上学在很多城市都是个难题，从江苏宝应来昆山的李女士，花了6000元给孩子选了一所中学。后来有朋友告诉她到“新昆山人”服务中心可申请减免借读费，说实话她半信半疑。结果李女士按规定从学校领回了6000元。李女士的经历并非个例。
　　目前，昆山市已将28所公办学校向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开放，同时免收借读费。据了解，目前该市2万多外地务工人员子女有一半在公办学校就读。
　　另外，昆山建设“廉租房”的历史已接近十年，由政府及社会力量在各园区建设的“廉租房”专门解决外来人员住宿问题。“廉租房”设施齐全，空调、洗衣房、图书室一应俱全，每人每月租金50～80元。
　　与昆山做法类似，苏州、上海等长三角城市为了留住更多的劳动力资源，从人文关怀、劳动保障等诸多方面给农民工开出优厚条件。
　 “我们公司的复工率在95％以上，我们平时对员工的生活环境等都做了大量工作，员工没有理由不回来上班。只要员工是返回原籍过年，往返的交通费用公司都报销。”苏州纽威阀门公司一位主管表示，在公司工作半年以上，不论是管理人员还是生产线操作工都能享受该政策。苏州劳动保障局一位负责人坦言只有“以人为本”才能留住人。
     解决的根本在于国家政策
　　在如此背景下，如何解决用工荒，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导师杨河清教授提出了破解之道：“新生代民工”对薪酬待遇、劳动条件，乃至自身价值的实现和未来发展，都有着更高的要求和希望。对此，企业不能视而不见，还应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这些要求。
　　同时，企业还需革新技术、改进管理，加大对劳动力的替代率，减轻“用工荒”带来的压力。不然，企业就会因缺工而出现生存危机。   
　　如果企业不能满足“新生代民工”的要求，又无法用技术和管理替代劳动力，那么，这样的企业就会因为缺工而出现生存危机。
　　同时，专家认为，从一些落后地区输入劳动力，虽然可以暂时缓解沿海省份缺工问题，但交通等成本都会提高，不能根本解决缺工问题。
　　还有专家认为，解决的根本在于国家政策，取消户籍制度，以及逐渐完善相应的保险、医疗、住房体制，使工人稳定下来，度过困难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