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中国国内从政府到民间掀起了对于改革开放30周年的回顾与总结。在2008年12月18日举行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此后在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上，中央在大会文件中又数次强调深化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与方针政策。但与此同时，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甚至否定也一直存在。
近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再一次肯定改革开放是继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的第三件大事，而且将“改革开放考验”作为中共所面临的“四大考验”之一。强调“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同时，胡锦涛明确表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这无疑在总结与回顾的基础上，指出了改革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为改革开放的未来做出了指示和期待。
作为“解读胡锦涛‘七一’讲话”系列第一篇，南方都市报邀请长期从事党建工作研究的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国务院参事、著名经济学家、友城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长期从事农业经济学研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三位专家探讨中央为何此时强调坚定不移改革开放。
信号：走回头路是不可取的
南都：在这次胡锦涛总书记所做的“七一”讲话中，用了较多的笔墨肯定改革开放，是否能将此看做一个信号？
谢春涛：这几句话实际上十七大和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都讲过。在这个场合再讲，我觉得当然是一个信号，那就是下一步还要深化改革开放，遇到的问题也得用改革开放来解决，其宣示的作用是很清楚的。我认为在于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的问题还没解决，科学发展观尚未从体制机制的层面上体现出来，更没有体现在领导人的政绩考核标准上。仅仅是理论上的要求还不足以解决想解决的问题，所以症结就在于体制机制障碍，需要我们深化改革。改革的深化指的就是体制机制的深化。
汤敏：尽管这次讲话关于改革开放的一些说法并非首次提出，但在这样一个关键场合强调，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对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到底是因为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还是改革本身造成的？社会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见。通过这次金融危机，我们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走得过远所产生的一些弊病，但我们是由此来否定市场经济的取向，还是坚持改革的道路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从这次讲话对改革开放论述篇幅之长，语言之坚决来看，高层发出的信号非常明确，走回头路是不可取的。
收入分配是改革中的硬骨头
南都：现今我们改革开放推进正面临的“硬骨头”是什么？该如何“啃”下来？
党国英：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像减免农业税这样由财政“掏钱”的改革我们都进行得比较顺利。但真正要啃硬骨头，我认为现在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劳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其中，最重要与急迫的我认为是劳资关系，处理劳资问题从广义上讲是处理国民收入分配的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第一次收入分配即劳动报酬就要兼顾效率和公平。第二对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我认为健康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个原则：凡是地方能做的就地方做，中央与地方都能做的，还是地方来做。而中央主要是制定规则。第三对关系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我认为国家或者说政府需要对社会放权。但现在国家放权不够，突出表现就是国有企业的扩张，中小企业发展活力不够。
汤敏：下一步的改革，从经济角度来看就涉及收入分配，涉及反垄断———主要是国企的垄断。从更大的角度来看，涉及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如何有机结合的问题。经济改革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三十年的经验；社会改革还处在早期发展过程中。随着我们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老百姓需求多元化，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温饱，还有社会公平公正。现在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面临着如何打破过去经济改革过程中造成的集团和个人利益的问题，需要有全方位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改革突破的问题，也涉及城乡差别、城市化问题等，而回头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我们只能往前走。从社会角度来看，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问题。一方面是“民生”如何做好，另一方面则是老百姓的参与。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怎么管，怎么创，怎样防止出现偏差，怎样保持老百姓参与的积极性，对执政党都是新挑战。
如今面对的问题更复杂
南都：与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在面临的问题和阻力是否更多？
谢春涛：因为改革越往前推进，越遇到深层次的问题，就越显困难，回顾过去的改革历程也是这样。起初是农村改革，在当年固然很难，但主要难在突破旧观念，后来改革推进到国企，提出减员增效，这就难多了。几千万工人的下岗对社会稳定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当然最后还是闯过来了。现在的改革主要针对的则是领导干部，是权力的相互监督和制约，是老百姓监督干部，是对权力的分解。现在的改革已经到了这个层面，到了“改革改革者”的时候。这种改革毫无疑问更难，却也更重要。如果这个改革没搞好，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无法得到很好解决。
党国英：我倒觉得站在高层的角度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30年前的难度更大，因为30年前政治家提出改革的风险更大，需要政治上的突破。现在的难度在于利益集团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更大。
汤敏：很难用大小来比较。现在问题更深入，更复杂不奇怪。初期的改革难不难？非常难，当时我们一点途径也没有，整个思想理论，组织体系，经济社会体系处在一个非常僵化的状态，要打开一个突破口非常不易。现在不管怎样，老百姓通过各种试验已经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好处，愿意走回头路的毕竟是极少数。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能说现在比改革开放初期更难。
初期和现在面临的问题都难，但都有解决的可能和希望。
南都：这次胡总书记的讲话中除强调发展外，还强调了稳定，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汤敏：稳定和速度不一定是矛盾的。是不是速度更慢就更稳定呢？那也不一定。社会安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经过了几十年的动荡，人心思定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是没有疑义的。有些时候，加快改革的步伐，拓宽改革的领域，能够使我们的社会更安定，那么问题就在寻找改革的突破口，把握改革的力度和速度。并不能笼统地说快或慢就能解决问题。总体上来说，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来看，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还是要先试验，后推广。试验清楚之后就应该当机立断进行推广。一是不要放慢改革开放的速度，二就是要有科学的方法，试验的精神不仅要保持下去，还要加强和扩大。加快改革的步伐，拓宽改革的领域，能够使我们的社会更安定，这就要看我们的突破口在哪里。
党国英：我认为稳定不仅中国需要，西方也非常重视稳定的价值。我认为改革的速度要快，改革的风险也要注意。我认为在改革方面我们可能面对两方面的风险，一是暴民政治，二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不够。这些风险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此需要谨慎处理。
对于改革前景抱乐观态度
南都：你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有什么精神和经验是值得一直传承下去的？
党国英：就是要解除对于中国老百姓的束缚，并给他们一个公共的、平等的规则，这样他们就会创造奇迹。
谢春涛：最重要的一条，改革应该力求让绝大多数人获益，这是改革的目的和动力，只有这样改革才能继续下去。其次是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在之前的几次讲话也多次强调，这包括改革的节奏、力度和协调性等问题。但我认为前者具有更关键的意义。
汤敏：就是一种敢于尝试的，敢于容忍错误的精神。
南都：你对于改革开放的未来怎么看？
汤敏：如果我们坚持改革，一些问题并不是无解的。这一轮的改革做好了，照样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党国英：我认为改革开放的未来，政治精英一定要有远见卓识和行动力。我认为自党中央讲和谐社会那份文件以来，到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到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讲土地改革再到这次的90周年讲话来看，我们的认识水平是有的，如果能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下去，付诸行动，我对于改革开放的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
谢春涛：我对改革的前景感到乐观，因为改革是人心所向。从过去三十多年来说，改革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当然不是说每一步具体的改革都得到了大家的赞同———这是不可能的，但改革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的东西有目共睹。我相信，改革是能够得到推进的。只要高层认识清楚，态度明确，在“顶层设计”问题上更稳妥更周全，改革就更容易向前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