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如何用人，用什么样的人当干部，关系干部队伍建设的大局，关系党的执政地位是否稳固，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用人选人风气正与不正，对那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如果风清气正，廉政勤政之风就会浓厚；如果风不清气不正，则会败坏官场氛围，导致吏治腐败。
迎合型干部如大行其道，会带来哪些影响
在干部成长过程中，总的来说有两类干部:一类干部本着对事业的忠诚，能够坚持主见，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另一类干部则是没有自己的观点、主张，为了迎合别人可以放弃一切原则，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吹捧逢迎。我们称前一种人为耿直型干部，后一种人为迎合型干部。总的说来，耿直型干部是很多的，迎合型干部是少数，但是这个“少数”
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在一些地方，那些有独特见解、坚持原则、敢做敢为的耿直之人常常被认为“不成熟”，给打入“冷宫”；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之辈却被认为“政治成熟”，连连得到提拔重用。一些同志为了同领导搞好“关系”，向领导证明自己的“忠诚”，达到被重用的目的，也放弃原则立场和是非观念，一味地迎合。
迎合型干部大行其道的后果，第一，这样的人越多，越会给领导干部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能力和水平确实高人一等，不会犯错误，自然而然地就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一些领导是非常喜欢迎合型干部的，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人不会驳自己的面子，不会给自己难堪，比较好领导和管理，这样的人用得越多，他们权力就发挥得越充分。这种飘飘然的感觉其实是真正的危险。第二，真正有水平的人不会成长起来。因为真正有水平的人不会去迎合别人，会表现得有点孤傲，会很有性格，可能会让上司不喜欢，即使得到任用，也得不到重用。第三，迎合的干部多了，逆耳的忠言就少了，说真话的人少了，导致没有人说真话，大家都说假话、大话、空话。实事求是之风荡然无存。第四，也是最严重的后果，即迎合型干部往往会成团成伙、成帮成派，日子久了会形成一个“人脉”极强的庞大网络，形成气候，进而影响那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善于溜须拍马者升迁提职；不走此途者即成异类，不仅无缘重用，且会受排挤打击，甚至会被撤职免职，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迎合型干部会左右官场环境，谁和他们过不去，难免会被淘汰。单个的耿直之人与成帮派的迎合型干部群体相抗争，势单力薄，其结果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有些有棱有角、有胆有识的人物被碰得头破血流后，“看穿了”，“学乖了”，他们被磨去了棱角，失去了个性，泯灭了良知，对领导献媚讨好，点头哈腰，习惯于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俨然变了一个人似的。
耿直之人变得圆滑，或者被排挤出官场，是不正常的“逆淘汰”规律在发挥着作用，这有些类似中国历史上曾存在过的一种“吏制潜规则”，即淘汰清官规律。在这种潜规则的作用之下，贪官污吏走红，清官淘汰出局，清官在官场上很难混下去，他们身处于贪官群体的包围、挤压之下，要么由清官变为贪官，同流合污，要么被排挤出去，无法在官场立足。清初名臣孙嘉淦在一篇奏疏中，对“小人进而君子退者”做出如下分析:“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于心习又投矣。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意思是说，君子之人讷于奏对、拙于奔走、耻于言功，而小人则善于周旋、巧于迎合、工于显勤。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后一种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迎合型干部。在当前干部选拔机制尚存弊端的情况下，后一类人往往在官场上很能混，而前一种干部则官运不济。
干部选拔培养机制的弊端造就了迎合型干部成长的空间
在管理学中有一种服从原则，即对来自上级的决定、指令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并且要形成习惯，下级没有权力判断上级指令的对错，即使不理解的也要很认真地去执行，上级的对错只能由上级的上级来裁定。一个好的干部，应该是一个适应领导的高手，只有适应了领导的领导方式，在执行起领导的指令时才会得心应手。有的同志还强调这是管理中体现执行力的好方法，如果有一批不听领导话的人，领导的意图就无法贯彻，执行力就根本无从谈起。在这里，我们讲的迎合型干部的表面迎合不是管理学上讲的服从原则，而是上面提到的官场逆淘汰潜规则使然。按照正常的干部选拔机制，选拔上来的人多是水平较高的人才。但是在这样官场逆淘汰规则的作用下，干部选拔机制就是一个巨大的无形的筛子，将有棱有角、有胆有识的都筛掉了，剩下的都是顺从他们意愿的迎合型干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迎合型干部一旦掌握任免大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吸引“同类”、打击“另类”，使耿直之人淘汰出局。在官场逆淘汰潜规则的作用之下，越是德才兼备、工作能力强的耿直之人越是会被淘汰，难以升迁。因为他们看不惯那些不学无术、靠溜须拍马爬上去的人，不迎合那些他瞧不起的所谓“领导”。
是我们选人的机制出了问题，还是选人的人出了问题？我想首先是选人的机制出了问题，出问题的选人机制会造就越来越多的出问题的选人之人。选人机制的问题在于，第一，选人权过于集中。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化”。意思是说，权力越集中于某个人，这个人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书记是地方的领导核心，在用人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处于被领导地位的下级，出于“人微言轻，反对无效”、“怕得罪人，影响前途”的考虑，对书记违规用人，往往采取明哲保身的回避方式。有的干部甚至还自觉、不自觉地迎合书记的意图，满足书记的“需要”。第二，选人机制虽然有原则规定，但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程序进行保障。《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规定了干部选拔与任用必须遵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但这些原则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并且违反上述原则的惩戒条款也不完善。这样一来，没有详细的操作规程和严厉的惩戒机制，选人机制就很容易出现问题。第三，忽视群众参与。有关条例规定了“群众公认”原则，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忽视公众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这样的干部选拔任用常常会出现问题。人们常说苍天有眼，在干部选拔这个问题上的苍天就是百姓和群众。正是由于选人机制存在的上述问题，干部任用机制在贪官手中变成了一面选择贪官、淘汰清官的筛子，在迎合型干部手中变成了一面选拔迎合型干部、淘汰耿直型干部的筛子。
如何堵住迎合型干部发展的后路
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增加基层群众的话语权。迎合型干部之所以大行其道，原因在于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不够健全。中央的有关文件只是对干部选拔任用的条件、程序、纪律作了原则性规定，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动议、提名、考察对象的确定、酝酿的程序、讨论决定时的表决方式等，都没有作出科学的强制性规范。因此，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应该从完善具体程序入手，特别是将群众参与切切实实地引入到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来。这是因为迎合型干部极力迎合的是上级，勉强迎合的是同级或者同事，对于基层和群众，他们是不屑的。古人说，“知政失者在草野”，类似的说法是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因此，改变迎合型干部大行其道的一个简单办法，就是走群众路线，把这些干部置于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监督之下，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置于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监督之下，让广大群众参与进来。所以，提拔任用干部，应多听群众意见，当然我们不要把走群众路线与组织决断对立起来。
善待耿直之人、警惕迎合之人。和迎合型干部相对的，是那些坚持自己意见、敢于提不同看法和主见的人。这种有个性的人往往在官场上吃不开，常常陷于孤立。迎合型干部能否大行其道，关键在于各级领导人，能不能听不同意见并择其善者而从之，有不同见解的人能不能受到尊重并受到公平对待。如果因言得祸，就不会有人讲真话了。因此，对提出不同意见的耿直之人应常宽容之心，而对极尽之能事的迎合之人不能被蒙蔽了心智，而应保持警惕之心，以防他们成帮成派恶化政治生态。
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选人机制，让选人的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迎合型干部大行其道，原因之一在于选人权过分集中于某个人，比如地方的党委书记，尤其是这些书记借口党管干部原则，打着党的领导的旗号，其实是实现其个人领导，使其个人意图得到在走形式的干部选拔考核中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作用重要干部推行“票决制”，一人一票，让选票来决定。为了达到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必须推行阳光行政、阳光用权，提高我们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避免干部选拔任用中的黑箱操作。在党内尊重党员主体地位，积极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在基层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接选举范围，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多种实现形式，由基层群众通过选票或者其他途径表达意志。这样一来。我们的干部即使有了迎合之心，也不得不做出实绩来迎合基层群众的利益要求。久而久之，风清气正的干部成长环境就会最终形成。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