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斌

早在1880年，马克思本人就针对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而明确无误地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后来在不同的场合曾经多次提到过这件事情，目的在于批评一些年轻人不切实际地生搬硬套马克思的学说。更重要的是，恩格斯在十年后多次重提马克思的这句话，意在批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虽然其勇气可嘉，但是却会使一个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政敌的“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我们知道,这时期恩格斯关注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如何取得广大工人阶级的支持并且在选举中取得胜利的问题。这件事再一次明确地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本身与时俱进的品格。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了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重新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面，并且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在东方（包括中国）取得了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东方社会（包括后来的部分欧美国家）的巨大成功。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阶段，不仅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工人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而且对于马克思的建党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了新的阐述，更创立了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当我们今天来回顾作为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列宁主义是革命与战争年代引导工人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全面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这个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创立的诸如民主集中制原则、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无产阶级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等等，都是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带有这个特定时代的很深的时代印记。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初期也同样遇到了类似列宁时代的问题。毛泽东后来更依据他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设想，提出并推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有关新社会模式的设想集中表现在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里。信中说：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除了军队以外，信中还提出工、农、学等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学习以外，还要同时学习和兼作别的行业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这一指示简单地勾勒了毛泽东设想的一种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轮廓。毛泽东试图通过一种新的制度设计来解决社会分工问题，从而消灭产生阶级对立的根源。这种制度就是在军队的主导下，使军人兼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使工人兼作农民的工作，同时使农民兼做工人的工作，学生兼做工人农民的工作等等，以为这样就可以消灭社会分工，加以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可以使一种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来。

今天看来，这种有关社会分工的理解的确是简单化了。从20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分工固然是在马克思的时代导致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分工并没有到此停顿下来。由于信用制度的发展，出现了所有者阶级和经营者阶层的分离。如果说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这种分离还只是表现为“资本家”与“雇主”的分离，即所谓“货币资本家”与“职能资本家”的分离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离在20世纪则进一步表现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西方发达国家资本所有者或传统的投资人，绝大多数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而是远离企业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成为各种金融机构和基金组织的证券或基金的单纯的受益人，他们本身也都是受雇于各种企业和组织的工资劳动者。而管理他们的投资的则是那些同样受雇于金融机构或基金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传统的产业工人则越来越成为劳动者中的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传统的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所有这一切，对于处在革命与战争时代的人们来说，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不仅导致了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而且带来了人类全球交往速度的加快和交往密度的加大，从而导致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依存以及全球化现象的出现。这表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掠夺别国领土和资源为主要目的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与此相关联的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全球发生的解殖民化运动和此后发生的少量侵略战争（以伊科战争最为典型）的结局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9·11之后出现的一系列武力事件已经把现代战争推进了极其荒谬的程度。现代武器技术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其荒谬性。现代战争的这种荒谬性只向人们展现了两个前景：要么共同毁灭，要么放弃战争。人类的智慧和本能都会使人们选择后者，虽然这种选择免不了还会不同程度地付出代价。

诚然，由于国际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国际竞争的存在，大规模的军事竞赛仍然有加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是，这不会影响我们上述结论的正确性。而代替那革命与战争时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的长期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对于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新的时代需要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我们已经有了革命与战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毛泽东等人都对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都曾是这个理论的时代主题。由于时代的不同，我们需要而且已经初步产生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现任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等都是对这个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进行积极探索的结果。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问题，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重新认识民主政治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涵，重新认识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任务和纲领，改进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都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需要解决的极其重要的时代主题。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为这种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为这个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更加宏大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