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都十分深刻地分析了权力过分集中、权力不受限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提出了依靠分权、监督、民主和法制等措施制约领导者权力的思想。今天，我们学习邓小平关于权力制约的论述，对照十六大后中央提出的“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要求和《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纪律处分条例》中的各项规定，深深感到其意义之深远。
一、实行适度分权，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我国曲折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洞察到权力失去控制的症结是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中的过分集权。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的观点。他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1）“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2）他分析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他强调：“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3）这篇著名讲话，成为后来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献。
那么如何有效地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呢？邓小平提出了实行适度分权，实现权力制衡的主张。
1、发挥党委会集体决策的作用，不能搞“一言堂”。邓小平指出：“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力，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4）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对于抑制个人专权，避免决策失误，都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2、理顺党委与政府的关系，克服以党代政的现象。邓小平提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5）
3、下放权力。邓小平在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位的是党政要分开之后说：“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6）
二、制约领导者的权力关键要靠制度、靠法制
“制度建党”是邓小平党建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以制制权”、“以法制权”则是邓小平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防止出现大的失误，特别是避免出现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重演的高度，提出了要从制度上将权力的运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要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7）鉴于“文革”中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现象仍然存在，邓小平严肃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那种“把领导人的话当‘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就叫‘违法’，领导人的话变了，‘法’也就跟着变”的状况，要坚决予以改变。（8）直到1992年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仍然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9）邓小平十分重视党章在党内生活中的意义，他强调指出：国要有国法，党也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10）为了维护党章这一党内根本大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邓小平提出，首先，要按照党章的规定，在党内建立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及党员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11）其次，“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12）党内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第三，要坚决维护党章的尊严及其党内最高法规的地位，对于党章及与之相配套、相补充的具体规定，“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13）“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14）在党与国家及其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上，邓小平再三提出：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每一个党员，不管其功劳和职位如何，都要毫无例外地“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15）“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16）。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十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同年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从此之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就成了我们党在领导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三、共产党员要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
1、“对各级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17）邓小平讲：领导干部的真实情况，“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而同级的领导成员彼此是最熟悉的。”所以“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18）
2、无论是对谁的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19）对于纪检机关的作用，邓小平历来是十分重视的。在党的八大上他曾说过：“党的各级监察机关的建立和健全，对于反对党内不良倾向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2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为重建党的纪检机构做了许多工作，并对纪检机关的工作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21），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22）《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各级纪检委员会及其委员的监督职责作出了更加全面的规定，并强调要切实履行好职责，发挥好监督作用，这可以说是对邓小平充分发挥专门监督机构作用思想的具体运用。
3、“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23）领导干部生活在群众中，他们的优劣是非功过，群众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依靠群众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是做好干部监督工作的重要保证。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正，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24）可见，邓小平不仅十分重视群众的监督作用，而且对群众如何做好监督工作也提出了非常具体明确的要求。
邓小平关于权力制约的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我们学习他的这些理论，对于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