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媒体时代的灾难
　　□ 文／梁文道

    大家流过眼泪捐过钱，确定自己的人性依然完好之后，就觉得事情可以告一段落。
　　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全面覆盖一场灾难，既然是第一次，自然就有很多值得留意和检讨的地方。检讨，不是为了打击士气，更不是要在伤口上撒盐，而是为了走出一条更宽广更有远景的大道。
　　由于政府的空前开放，不只新华社等中央机构的记者迅速抵达现场，全国以至于全球各地的传媒也都来了。一夜之间，形成了文字、声音和影像的全方位媒体洪流，24小时地包围了所有受众。受众渴求资讯，媒介渴望提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种过往曾经主宰过无数灾难报道的小规律也就移植到中国来了。
　　这种规律就是，在灾难发生的初期，先是涌现大量灾情实况的报告，然后渐渐把焦点转移向救灾过程中感人的事迹。这套小规律不是媒体刻意造作，而是受众和媒体间互动的结果。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大家自然想要知道最新最准确的资讯；但是当尸横遍野的惨状一而再、再而三地袭向眼前，大家就会觉得无法承受了。接着就像一出戏似的，叙事的常规下意识地介入，英勇救人与其他“闪耀人性光辉”的故事就渐渐出现，甚至成为焦点，因为受众实在需要情绪的缓解。
　　除了常常在国外灾难报道里存在的这种非明文规律之外，中国“抗灾大于灾况”的报道传统更会加剧这条叙事线的起伏。在死难者渐渐成为数字，废墟的景象开始叫人麻木之后，大家的确需要一些可以安慰伤恸可以感动人心的故事。我们在这绝望的时候需要重新肯定自己信守的价值，在困厄的处境格外盼想自己期待的解脱，所以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同样“自然”的是市场化时代的传媒，总是忍不住把他人的痛苦变成自己竞逐目光的战场，夺取独家画面之余，还要用音乐录像之类的手法不断地煽情再煽情。到了后期，更要在我们的独特国情之下，追逐官员，苦候领导人，以此为标榜。于是，该有的深入分析和远景构想就要延滞甚至缺席了。
　　假如这一切都情有可原，我们是否可以期待冷静之后的反思和检讨呢？然而，我只怕我们这些受众的注意力要开始转移了。怕大家流过眼泪捐过钱，确定自己的人性依然完好之后，就觉得事情可以告一段落，“抚平伤口再出发”，重头欢庆奥运的开幕了。
　　我们自己的伤很容易好，震区的伤却至少得用上10年之功方得愈合。这不是凉薄，而是常常出现的状况。想想看，非典康复者的生活都回到正轨了吗？山西奴工都找回来了吗？曾经触发史上最大捐款潮的南亚大海啸，其灾区重建至今未成，许多允诺了的善款仍未兑现教遄苡行碌拇笫乱纷伲颐亲苡芯傻募且湟畔隆?
　　当领导人巡视灾区，企业巨头纷纷认捐，甚至救灾人员慨谈亲历的画面，开始盖过仍在寻子的母亲与生活无着的难民时，这种冷酷的媒体过程就已经开始了。
　　可是，我们还有多少问题想问呢？那些学校是怎么垮的？那么多的水坝是怎么来的（水坝与地震之间复杂的因果关系早已是学界热议的话题）？一般军人受过多少救灾训练（承平时期，各国军队的最大用场往往就是救灾）？救援过程中有没有管理上的小瑕疵呢？没错，日子还是要过的。但是灾民以后要住在哪里？靠什么生活？要不要为已垮的房子还债？在电视无所不用其极的煽情演出之中（例如请失去亲人的家属上节目，叫仅余的家人努力去救其他人，供人二度剥削，好让观众哭着见证人性的伟大），这些问题太冷，而且很容易就会变得渺小边缘。当然，许多人很愤怒地声讨“豆腐渣”工程，誓要追究那些没有良心的东西，“处以极刑”。不过我怕他们太忙，总有很多的“极刑”要处。
　　这些话很不中听，因为它不符合主旋律，但不是政府定下了主旋律，而是每一个媒体受众心理形成的主旋律。事发之初，说这些话是妨碍救灾的空话，后来说这些话则是破坏了大家自我疗伤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