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将贺龙与周恩来两人的命运拴在了一起

    1927年7月初的一天傍晚，周恩来在二十军党代表周逸群的陪同下，来到贺龙在武昌的驻地。

    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分析了形势，谈了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使贺龙豁然开朗。这次见面开始了他们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莫逆之交。

    以后，武汉的形势日趋复杂。作为二十军军长，贺龙趁部队尚未离开武汉之际，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共产党人的措施；7月8日，他派船护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离开武汉；15日，他又挺身而出，派人在武汉三镇许多共产党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第二十军的旗帜，并且派兵站岗，阻止反动派搜捕；同时，又将各地因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共产党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许多人就在他的部队中担任政治工作；19日，他又派船护送朱德离开武汉去九江……

    1927年7月23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27日，第二十军全部集中南昌。同一天，周恩来肩负党的重托也从九江秘密来到南昌，住在朱德的家里。

    7月28日，周恩来亲自来到设在子固路的第二十军军部看望贺龙。一见面，周恩来紧紧地握住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

    贺龙连连点头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笑着对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贺龙听了也哈哈大笑。

    周恩来讲了南昌起义的基本计划后，征询地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点头，说道：“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怔，站了起来，有些呐呐地说：“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盯着贺龙，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

    贺龙很激动，坚定地表示：“好，我服从！”

    周恩来分析说：“南昌守军有3000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的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兴奋地说：“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

    正当各项准备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时，29日上午突然接连收到张国焘发来的两份密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来后再作决定。周恩来同前委其他成员商议后果断地决定，暴动决不停止，继续一切准备工作。30日，张国焘到达南昌，他疑虑重重，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了如下意见：（一）我们的军事若无十分把握，可将我们的同志从军队中撤出，去组织工农群众；（二）起义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并且要一致行动．并称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了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成员的反对和驳斥。经过数小时的激烈争论，一向以镇静著称的周恩来还气愤地拍了桌子，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31日早晨，周恩来主持中共前委再次举行紧急会议，又经过数小时的辩论，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下午，周恩来与贺龙等拟定了起义计划和决定。

    在起义部队中，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约占总兵力的一半。当天下午，贺龙召开了第二十军营以上军官会议动员起义，他响亮地喊出“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的口号，并严肃提出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入夜，贺龙命令负责封锁道路、断绝交通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不料此时，第二十军一位姓赵的副营长跑到敌人的指挥部去告密，被一名土兵发现。贺龙赶紧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立即召开前敌委员会商议对策，最后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城内守军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

    上午9时，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党部委员、南昌市党部和海外党部代表在南昌召开联席会议。会议选举宋庆龄、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张国焘、林伯渠、吴玉章、叶挺、何香凝、邓演达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邓演达、贺龙等7人为主席团委员。

    接着，前委决定退出南昌，由江西进入广东，与东江地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夺取广东。周恩来、贺龙主张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

    8月5日，周恩来与贺龙一起离开南昌，向南进发。途中第一仗是会昌战斗，贺龙与周恩来都亲自在前沿阵地指挥。30日，我军占领会昌。

    9月初，根据贺龙的申请和一贯表现，周恩来和周逸群提议同意贺龙加人中国共产党。中共前委通过了这一提议，由周逸群、谭平山作为介绍人。周恩来在贺龙入党仪式上讲了话，他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贺龙从成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到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与周恩来的培养是分不开。他们之间的情谊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升华的。

    龙归大江，周恩来促成贺龙重返湘鄂西组建红二军团

    贺龙和周恩来等率领起义部队约3个师，一直打到广东流沙，终因敌强我弱、弹药缺乏，部队被打散了。在十分危急的关头，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并决定：贺龙等有名望的同志，迅速转移到上海。此时的贺龙早已下定决心：不论起义成功与否，都要跟着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干到底。他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湖南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按照党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叮嘱，贺龙等先到香港，并于当年11月初辗转到了上海。

    不久，贺龙在上海又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告诉贺龙，中共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作了考虑，让他到苏联去学习军事，同去的还有林伯渠和刘伯承。贺龙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11月16日，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得知贺龙已来到上海，下令严密搜查。贺龙只得隐蔽起来。过了几天，周恩来再次会见贺龙。

    贺龙向周恩来谈了自己要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的想法。他说：“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驻军，有些是我过去的部属。长江两岸土匪多得很，大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是可以收编改造的。湖南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1916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10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同意你去湘鄂西，但我考虑的还是你的安全问题，现在情况这么危险，敌人搜索得很严，你怎么从上海出去?”

    听了周恩来一席话，贺龙非常感动，他从内心敬佩周恩来考虑问题的细致和周到。

    周恩来又关切地问；“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

    贺龙回答：“问题不大，上了船我自己当心点，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回去，我有把握。你难道忘了，我叫贺龙，龙归大江嘛！”两人顿时都哈哈大笑起来。

    1928年1月6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把贺龙的要求提了出来，并且详细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当即表示不赞成，担心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周恩来却坚持认为，到湘西可以充分发挥贺龙的作用。

    隔了一天，中共中央常委会研究两湖暴动问题。周恩来再次提出贺龙的要求和自己的看法。最后，中共中央常委会同意了贺龙回湘西搞武装斗争的要求。

    贺龙出发前，周恩来给贺龙饯行，并告诉贺龙：给他派了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有周逸群、卢冬生等，由周逸群担任湘鄂边前委书记。周恩来说：“你们到了汉口便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联系，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17号。”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一再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湘鄂边，要及时和中央联系。殷殷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在党组织的掩护和帮助下，贺龙一行于1928年春到了湘鄂边，在桑植、永顺、大庸（今张家界）一带组织了红二军。

    贺龙牢记周恩来临行前的嘱咐，不断派人或用书信形式向中央报告他们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问题，表现了对党的忠诚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周恩来对贺龙非常关心，他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及湘鄂西及前委的指示信，既肯定了他们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成绩，又对湘鄂西苏区的发展作了具体指示。这使贺龙更加感到党的温暖。

    在周恩来的不断关心、帮助下，贺龙更加积极地投入创建红军的工作。此后，他和湘鄂西地区党组织一起，领导当地工农群众展开了气势磅礴的革命武装斗争。虽几经起落，但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建立了红二军团，建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同中央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相呼应，构成了对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敌占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促进了全国的革命运动。

 　纵横捭阖，贺龙与周恩来常聚情深

    一晃20多年过去了。贺龙与周恩来从上海分手后，两人之间除了书信来往和几次短暂见面外，没有机会在一起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更多的交往。

    1956年11月，身为副总理的贺龙随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开始赴亚洲和欧洲11国访问，这是建国后中国政府采取的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动。这次访问历时75天，行程近54000公里，这是贺龙与周恩来自1928年上海离别后最长的一次相随相聚。他们配合默契，使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1957年1月30日，他们到达科伦坡，这是他们这次访问的最后一站。2月4日下午，他们出席了在科伦坡独立广场举行的庆祝锡兰独立4周年的万人大会。周恩来讲话时，突然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参加大会的群众纷纷离开去避雨了，周恩来却仍站在雨中继续讲话，有人去为他打伞被他拒绝了。贺龙坐在主席台上也没有打伞，雨水顺着他的头发、脸颊往脖子里流，他依然端端正正地坐着，显示出军人特有的风采。见此情景，躲雨的群众非常感动，又纷纷跑了回来，冒雨静听周恩来的讲话，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雨中的周恩来、贺龙一直等到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讲话结束，才站起来，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这时，群众争先恐后拥到台前，向中国客人挥手，不断高呼“贾威伐(百事顺利)”。就这样，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新中国尊重各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真诚态度，赢得了锡兰人民的尊敬。

    贺龙对周恩来历来很尊重，周恩来也时常到贺龙家作客。贺龙每次见周恩来的汽车到了，就高兴地大喊：“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立即跑着穿过长长的走廊去迎接。落坐后，贺龙又总是偏着坐，欠着半个身子以示对总理的尊重。只要薛明在家，贺龙就大声地招呼：“薛明，薛明，来给总理倒茶。”他们知道周恩来喜欢喝茶，就特意准备了几种好茶叶，薛明每次都端上两杯茶，好让总理尝一尝，看哪一杯好喝。

    1964年11月，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应邀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7日晚，他们出席了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国庆宴会。当他们走到苏联元帅们的席前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了过来。他先同周恩来寒喧几句，然后挑衅地说：“我们人民要幸福，你们人民也要幸福，不要任何毛泽东、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

    周恩来当即严正指出：“你胡说什么！”因为有西方的使节和记者在场，他没有多说，也不再理睬马利诺夫斯基。

    马利诺夫斯基碰了钉子，还是不肯罢休。他又别有用心地走到贺龙面前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又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他还放肆地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

    贺龙听罢，义正词严地指出：“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同意。”说完走到周恩来身边，报告了刚才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周恩来很气愤，立即向米高扬提出口头抗议。他严肃地指出：这反映了一些人的情绪，并不是一件小事。

    第二天上午，苏联领导人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拜访周恩来、贺龙等。双方寒喧过后，周恩来代表中国代表团正式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严重交涉。勃列日涅夫辩解说：昨天马利诺夫斯基酒喝多了，是酒后胡言乱语。周恩来马上指出：这个问题很严重，像这样严重的事，是不能用酒后胡言乱语来解释的。中国有句俗话，叫“酒后吐真言”。接着，周恩来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最后，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表示：感谢周恩来、贺龙昨晚所采取的有分寸的做法。马利诺夫斯基的话同苏共中央和新一届领导的看法毫无共同之处，决不代表主席团的看法。后来，马利诺夫斯基向中方表示了正式道歉。

    这是贺龙与周恩来在外事斗争中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他们坚决捍卫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团结的历史见证。

　　斯人已去，周恩来面对贺龙遗像七鞠躬

    “文革”开始不久，林彪一伙诬陷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康生、江青又分别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诬陷贺龙调兵搞“二月兵变”，煽动学生造反。接着，贺龙的家被抄，孩子们也被迫躲到亲友和同事家里去了。

    得知此事的周恩来很快派人把贺龙和薛明护送到钓鱼台住。刚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贺龙就接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叫他们马上离开那里。原来康生、江青也住在那里。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就这样，周恩来又把贺龙夫妇移住到国务院新六所。12月28日，贺龙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果，体委、政治学院的造反派很快跟踪到新六所，整天闹着要揪斗贺龙。东交民巷的贺龙家也被造反派“进驻”了。贺龙很气愤，说：“群众还不知道我呀！我也了解群众。我不怕，我要回去一趟。”薛明对贺龙的警卫员杨青成说：“是总理安排我们住在这里的，要回去，还是告诉一下总理好。”

    贺龙乘车到西花厅见周恩来。周恩来说：“你不要去，我顶着。”说着马上把电话接到东交民巷贺龙家里，严厉地对造反派说，“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像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造反派这才搬出了贺龙的家。

    “一月风暴”掀起后，社会上很乱，周恩来对贺龙的安全放心不下，1月11日凌晨，周恩来安排贺龙和薛明住到他自己的家——中南海西花厅。贺龙住的是前厅，床是临时搭的。贺龙住在那里，目睹周总理天天夜间出去工作，往往天快亮了才回来。他心里惦着总理，也是一夜夜地睡不着，每到黎明前贺龙就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时值隆冬腊月，天气寒冷，每天早晨见到总理从汽车上走出，贺龙心里都难受极了。他深知，林彪、江青一伙对老帅们采取冷攻，对总理是搞热攻，搞车轮战，迫使总理不得休息。

    周恩来是重感情的人，危难时刻总是挺身而出。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他和李富春一起找贺龙谈话，还约了江青。但江青不来，却指使人在约定的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打倒贺龙”。就在这刺耳的口号声中，周恩来亲切地对贺龙说：“毛主席不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护你的嘛！”“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我估计你一下子不会适应这个环境，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练一练毛笔字，打打太极拳。”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难分难舍地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时我去接你。”稍停了停又说，“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杨德中护送你，夜间再走。”

    贺龙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永诀！

    次日凌晨3点钟，贺龙由杨德中护送，乘红旗轿车朝西山方向驶去，天刚蒙蒙亮时到了玉泉山，后改乘小吉普车开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一所建在山腰间的平房院落里。贺龙和薛明两个人就暂时住在了这里。

    贺龙到象鼻子沟不久，周恩来就派杨德中代表他去看望。贺龙拉着杨德中的手说：“总理好吗？让总理放心吧。”3月11日，周恩来又派人看望了贺龙和薛明，并说，总理一直关心着他们的孩子，除了小女儿贺又明以外，其他几个孩子都已经找到了，要贺龙放心。

    国庆节后，贺龙发高烧达40℃，吃饭总是吐。周恩来知道后，指示速送解放军301医院治疗，但却遭到江青反对，只好送到267医院，安排住在传染科。这个医院归中央警卫一师管，贺龙住院时，杨德中和警卫一师的人去探视了他。出院后，杨德中为烧暖气的事又去看了贺龙，同时带去了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问候。周恩来说，山沟里的温度低，比城里冷，要早烧暖气。贺龙紧紧握住杨德中的手激动地说：“听到了总理这亲切感人的话，就好像见到了总理一样。”

    后来，林彪、江青—伙侦知到贺龙藏身之处，并立即把贺龙夫妇作了秘密转移，从此，周恩来再也找不到贺龙，更无法保护和关照他们了。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下，贺龙的身体越来越差了。1969年5月上旬，贺龙摔倒了7次。但他害怕住院，一直拖了一个月才住进了北京某医院。这位身患糖尿病的老人，住进医院后又被注射了高渗葡萄糖，入院后仅几个小时就含冤去世了！

    林彪叛逃摔死后，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两年多了，他心情十分悲痛，当他得知薛明仍被流放在南方某地时，立即派人专程将她接回，并使之与失散5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但在周恩来的心里，仍然为失去这样一位亲密战友而悲痛不已。

    对贺龙之死，毛泽东内心也感到很痛心。在一次会议上，当讲到贺龙时，毛泽东连声说道：翻案！翻案！翻案！1974年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话时又说：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一听立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1974年9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1975年6月9日，中共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拖着癌症晚期的病体专程从医院赶到八宝山公墓参加这次沉痛的悼念仪式。他见到薛明时，拉着她的手心情沉重地说：“我没有保护好他！”他含着泪缓步走到贺龙遗像和骨灰盒前鞠了三个躬！后来在正式悼念仪式上又鞠了三个躬！周恩来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要离开时，周恩来又深情地向贺龙遗像鞠了深深的一躬！

    周总理的这深深的七鞠躬，既为失去这样一位亲密战友而痛心不已，也为两个人半个世纪的莫逆之交画上了一个重重的句号。(黄禹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