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关于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的思考
图为与时俱进 郑超作
一、关于“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实事求是地、科学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尤其是在“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学出了问题，评价历史人物时，常常出现诸如拔高、吹捧、歪曲、丑化等等不实事求是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大为改观，特别是在“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方面，史学界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是落实“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针的一个重要实绩，是新时期中国史学成就的一大亮点。
“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这本是历史学的天然功能，但这句话在中国史学的特定环境下，有着特定的含义，主要是指:要实事求是地恢复被曲解、被遮蔽了的历史人物的原貌。这与考据学上所说的“考明真相”不尽相同，它所强调的主要是纠缪正误、纠偏反正、正本清源。但这些工作又必须以“考明真相”为基础。许多历史真相，本来是清楚的，但由于各种原因被歪曲或遮蔽了，这就需要纠正过来，昭示天下；也有些历史真相，本来是半明半暗或不大清楚的，那么就需要考明它并昭告世人。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做的工作。
那么，哪些历史人物需要恢复本来面目呢？宏观地看，许多正面人物和所谓“问题人物”都存在这个问题，但“问题人物”在这方面的需要更多一些。我所说的“问题人物”，是指某些功过兼有的人物、有争议的人物和反面人物。这些人物，过去许多是被史学界绝对否定的，被妖魔化和脸谱化的，一般人对他们的印象，也多是绝对的坏印象。但实际上，这些人物的本来面目，并非都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这就需要科学公正地评价这些人物，还这些人物的本来面目。许多正面人物，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让世人更真切、更全面地了解的问题。例如，朱德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董必武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任弼时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立过功，他们的这些贡献，都应该让世人知晓。还有一些正面人物，由于受到尊敬而被拔高，或是人们“为尊者讳”而不言其短，这也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但是，本文所谈的人物，主要是一些“问题人物”。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许多“问题人物”逐渐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是“问题人物”，比较来说，恢复古代人物和文化人物的本来面目比较容易些，而近现代人物、政治人物、国共两党人物，则相对困难些。这主要是因为后者的政治性较强，离现实又太近，比较敏感，禁忌较多。但是，这方面的工作仍然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这些进步和成绩，既体现在大量的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中，也反映在文艺作品如电影、电视剧、回忆录、散文、随笔和小说中。这些进步和成绩，世人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和感受到。下面，我略举一些例证，以窥见这些进步和成绩之一斑。
二、关于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共党史人物
我党是执政党，因之，党史人物不仅为党史学者所研究，亦为一般民众所关注，影视上经常搬演党史，更是激起人们对党史人物的兴趣。但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决不是那种被“左”的观念扭曲了的人物形象，而是符合历史原貌的真实的党史人物。下面列举一些近些年来在评价问题上发生了重要变化的人物。
陈独秀，原来说是托派、汉奸、右倾投降主义分子，似成铁案，但现在，汉奸的帽子摘掉了，托派问题也得到合理的说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先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改正为“右倾错误”，而这一错误的形成，共产国际也要负责任。毛选中关于陈独秀的注释得到了修改。毛泽东所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创党有功，将来修党史要写他”(大意)的话，得到了落实。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开天辟地》等影视作品中，陈独秀已是“高大形象”。
张闻天，先是推倒了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罪名，他的庐山会议发言又被肯定为反对“左”倾错误的代表作；近年来他在遵义会议后被推选为总书记的史实也得到确认，“毛洛合作”主持中央工作的那段史实也得到了承认和宣传。他在受打击、被迫害情况下的革命品格、理论创造和崇高精神赢得了世人的崇敬。
李立三，过去一提就是“立三路线”，似乎这就是李立三的全人。现在人们知道，他是个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不仅是安源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五卅运动”的总指挥，还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这些功绩，在一些电影中已有反映。
项英，原来只讲他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现在对他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和领导新四军时的功绩都给予了肯定，对他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也给予了恰当的评说。他向延安发电报不同意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胆识，尤其受到了人们的赞佩。电视剧《新四军》对项英领导新四军时的功过，做了符合实际的描述。
王明，过去人们只知他是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路线的罪魁，又知道他后来投了苏联，而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视为敌国的。但现在人们又知道了他是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者，而《八一宣言》曾影响了张学良等许多国民党将领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张国焘，曾因分裂党和红军且加入军统而被牢牢地钉在反派人物的耻辱柱上。现在，他得到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既是中共一大代表，早期重要领导人，又是野心家和变节者。他在建党、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和创建川陕根据地等方面的功绩得到了肯定；同时，人们鲜知的他曾出卖李大钊，在红军中搞“大肃反”乱杀人的罪孽，也得到了揭露。
博古，过去多与王明并提，人们大多只知道他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曾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现在，又知道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不仅勇于承认错误，还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反对张国焘，他还是党的新闻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
凯丰，因为曾跟着王明、博古跑，在遵义会议上不但没有支持毛泽东，还讽刺毛按照《孙子兵法》打仗，故而长期成为党史教学中挨批的人物。现在，人们知道，凯丰后来认了错，并与毛泽东一起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他还是青年运动和理论宣传工作的杰出领导人，那首著名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就出自他的手。电视剧《长征》对凯丰的转变做了客观的描写。
夏曦，过去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在苏区“肃反”中“左”得出奇，杀了包括胡慎己、潘家辰、万涛、段德昌、柳直荀、王炳南等红军高级将领在内的大批红军将士。现在，史学界对于贺龙和萧克分别给予夏曦的“两头小，中间大”与“两头好，中间错”的评价，给予了充分重视，除了继续严厉批评其“中间错”(即搞“大肃反”)之外，也论述了他“两头好”的历史。
饶漱石，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人物，现在，他在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时的功绩得到了肯定。在电视剧《新四军》中，他在皖南事变中的正确表现得到了反映。
林彪，既是开国元勋，又是反革命集团案首犯。“文革”中罪恶滔天，不知伤害了多少人，小平同志有“林彪不死，天理不容”的愤慨之言。“九·一三事件”后，林彪被全盘否定，“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的儿歌响遍街巷。近些年来，林彪在历史上有功的一面得到肯定。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6位军事家中，林彪居其一。在军博举办的纪念建军八十周年展览《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中，林彪作为十大元帅之一，大幅照片被挂了出来。在《辽沈战役》、《八路军》等多部影视作品中，林彪皆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正面形象。
黄永胜，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谢富治，曾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二人在“文革”中皆劣迹昭彰，但因在军史上有功，所以在《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展览上，二人作为上将，大幅照片也被挂了出来。
邱会作，也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但因有军功，其家乡江西兴国县在建造本乡籍将军雕塑群像时，也给他塑了像。
有些党史人物，罪恶昭彰，而又没有林彪那种功绩，故极为人们所不齿，但有些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又绕不开他们，怎么办呢？这就有个是否实事求是的问题。我看许多作品是处理得不错的，既写了这些人物的罪恶，也没有把他们写成天生的坏蛋。比如，顾顺章有“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之称，由于他的叛变，恽代英、蔡和森被杀害，上海临时中央险遭毁灭性破坏。毛泽东曾发出“通缉令”，称对此叛徒要“格杀勿论”。在《周恩来在上海》、《陈赓大将》等影视中，这个叛徒的巨大危害性及人格的歹毒和卑劣，都得到充分的描写；但同时，影视作者也没有把他脸谱化，而是提到了他曾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曾经参加过处决叛徒白鑫(彭湃等人的出卖者)等行动，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实的发展变化过程。江青是十恶不赦、人神共愤的反革命集团案首犯，但也是逐渐变坏的。一些文章在谈及她早年的经历时，也说到她的一些长处，在反映毛泽东在延安那段历史的影视中，江青也没有被弄成丑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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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实事求是地评价晚清、民国史人物 晚清、民国史人物，因距今未远，与今天的历史联系比较多，故其评价问题也普遍受到关注，特别是现在影视中常有这类人物出现，所以人们特别希望能了解他们的历史真相。下面列举一些近些年来在评价问题上多有发展变化的人物。 曾国藩，过去是绝对否定的，一个“曾剃头”的绰号仿佛就是曾国藩的全部，范文澜先生更是定其为“汉奸刽子手”。但现在，史学界已经明确，镇压太平天国是铁案，但“汉奸”的帽子是要摘掉的。人们又知道，青年毛泽东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话，知道刘伯承元帅也曾有过对曾国藩一分为二的评说。人们开始承认曾国藩有顺应世界潮流的见识，承认他在垂老的大清国里首倡洋务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对他在文学和教子方面的成就与成功，也给予肯定。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更是畅销海内。 李秀成，起初是绝对肯定，“文革”时为影射瞿秋白又绝对否定，定为叛徒。现在，学界评价虽有异说，或认为他写《自述》是学姜维伪降，或认为他确有乞活变节的思想，但都不否认他对太平天国有重大贡献，而且都认为把他打成“可耻叛徒”是不实事求是的。 吴佩孚，过去只知道他是直系军阀头子，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二七”烈士林祥谦、施洋就死在他的手里。现在又知道，他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日本人策动华北自治，请他做“华北王”，他断然拒绝，汪精卫拉他合作，他对着说客边骂边拿出手写的《正气歌》让带给汪精卫。吴佩孚手下几十万兵，自己却无私蓄，不置田产，以清廉闻名。 蒋介石，原来是全盘否定的，世人皆谓之“蒋该死”、“独夫民贼”、“人民公敌”。这些称谓，皆有历史根据，他的两大历史罪过——叛变北伐革命实行“清党”剿共和发动内战，已是铁案。但他还有另一面。近些年来对他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的功绩给予了肯定，特别是对他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严厉打击台独势力的政治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 阎锡山，山西土皇帝，人民备受其苦，解放战争中下令军队死守太原，顽抗到底。刘胡兰也死于阎军(勾子军)之手。因而他原来是个被全盘否定的人物。现在人们知道，他也有守土抗战的一面，在统一战线中曾与我党有过较好的合作。同时，他出于反共本性，发动过破坏统一战线的“十二月事变”。薄一波同志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成功实践》一文中，曾客观地评价了抗战中的阎锡山。电视剧《延安颂》、《八路军》也都对阎在抗战中的表现做了客观描述。 马占山，“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政府代主席，率部英勇抗日，“马占山牌”香烟一度风靡全国。但因他有两个月降日的历史(后又反正)而抗日行为长期得不到宣传。现在，他的抗日行为得到了充分肯定。最近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有一个电视片，把他与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并列为抗日英雄。 薛岳，以围剿红军著名，湘江之战中，薛是主力。但现在又知道，他是抗战名将，叶挺将军曾赞其指挥的万家岭大捷“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垂不朽”。 方先觉，两次内战中，参加过截击我军南昌起义部队、围剿红军、围攻山东解放军的战斗。但在抗战中，指挥过惨烈的衡阳保卫战，日军称其为“骁勇善战之虎将”，毛泽东在《解放日报》社论中赞扬“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大公报》赞其为当代的张睢阳。 汤恩伯，“水旱蝗汤”，人民备受其苦；此人反共一贯积极，与我军多次血战，我军“战上海”，战的就是他。但现在人们又知道，抗战时他在南口和台儿庄等地的战役中立过功勋。范长江在通讯中写他与日军作战时，“机动飘忽，和红军战术颇相近”，又说，“他的部队不独是红军的劲敌，也是日军的劲敌”。电影《血战台儿庄》写到了他。 张灵甫，世人多知其为内战干将，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殒命于山东孟良崮，一部电影《红日》，其恶名传遍天下。但现在人们又知道，他在北伐战争中战功显著，在抗战中更是一员虎将，他取得德安大捷后，田汉受郭沫若委派，采访了张灵甫并编写了话剧《德安大捷》。 军统、中统，一向恶名昭著，特别是其迫害共产党人的罪恶，更是令人发指。但现在人们也了解到，在抗战中，军统、中统中也不乏抗日的志士和烈士。如《人民政协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抗战时期死于日伪之手的几位军统骨干》，介绍了军统特工强一虎、尚振声因抗日被日伪逮捕，遭受酷刑，宁死不屈，最后就义的史实。电影《色·戒》的本事，是中统特工郑苹如刺杀汪伪特工头目丁默邨的史实。徐远举，即小说《红岩》里的那个徐鹏飞的原型，是个“血手染红岩”的刽子手，人皆欲食肉寝皮而后快。但从近年披露的史料中得知，此人被关入战犯管理所后，有服罪进步的表现，特别是在“文革”中，一些造反派想通过他抓“叛徒”，诬陷迫害老干部，他拒绝了造反派，并说了“我不能给共产党的脸上抹黑”这样有良心的话。 胡适，过去只知道他主张改良，反对革命，被称为“买办资产阶级代言人”、“帝国主义走狗”。毛泽东在名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点过他的名。但近些年又知道，胡适对于中国文化有大功劳，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二十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他赞扬过毛泽东的文章写得好，替鲁迅说过公道话。孙中山对胡适很看重。 周作人，过去是绝对否定的，因为他是汪伪大汉奸群中的一员。但近年来人们知道他还有另一面，即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功劳，对中国文化有建树。不因人废言，他的优秀作品得到了恰当评价。 四、我国政治文明发展到新阶段、新高度的产物和表征 上面所举的，只是一些具有典型性的例子。但这却是中国史学界近些年来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的工作取得进步的一个缩影；而仅仅是这个缩影，便能使人产生一种天翻地覆、恍如隔世的感觉。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这个进步，不仅是中国史学界、思想界的进步，更是社会的进步，是中国人民的进步。它是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新高度的产物和重要表征。 何以会取得这样的进步？揆诸原因，总结经验，我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解放了思想，抛弃了“左”的一套，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恢复实事求是，也就是恢复唯物主义，恢复辩证法。唯心主义不承认事实，歪曲事实，形而上学只承认一部分事实，片面性。“左”倾思想指导下的史学研究，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说哪个人物需要歌颂，就绝对地肯定，不许说有丝毫缺点错误，谁要说有，便被认为居心叵测，大不敬。遥想三四十年前，多少人因提出“毛主席是否也可以一分为二”而遭横祸。反之，若是说某个人物需要批判、鞭挞，便对其绝对否定，直骂个狗血喷头。例如对林彪，他如日中天时，便把他说成是个无往不胜的军神，摔死后又说他根本不会打仗，“文革”中，把他说成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又说井冈山会师是毛林会师，摔死后则连他在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职务也不承认了，改成了见习排长。诸如此类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的荒唐做法，正如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形而上学总是非此即彼，要么绝对这样，要么绝对那样。也正像严肃史家所批评的那样: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史学界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轨道上。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逐渐成为主流，陈云同志那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名言，鲁迅那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名言，成为众多史学家的座右铭。史学界评人论人，更加唯物和辩证:承认人的复杂性、多面性，承认人是发展着、变化着的。总之，指导思想的转变，是中国史学界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取得长足进步的最根本的原因。 其二，在恢复我党的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同时，发扬了中国历史学固有的“实录”传统。班固在评论司马迁的《史记》时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按照这种“实录”传统写史，实质也就是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细检许多史学家所写的以“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为宗旨的论文，常可见到他们引用班固的话，这说明，中国历史学固有的“实录”传统得到了发扬。同时，古代良史不畏权势、秉笔直书的风骨胆气，也鼓舞着当代史学家。“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所歌颂的良史节操，越来越被当代史学家所推崇和效法。 其三，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民主科学、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的普及，“双百”方针的贯彻，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往昔不曾有过的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成见与偏激逐渐被科学和理性所取代，帽子棍子逐渐被理解和宽容所取代。从古以来，史学家能否直笔写史，除了他们个人品质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生态环境所决定的。唐人刘知己在《史通》中谈到“直书”问题时，曾引用一首汉代民谣来说明直笔写史的不易，即“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文革”时期的史学界便是如此。这种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从宏观上说，现在已经没有了，史学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落实“研究无禁区”的方针，自由地探索历史真相了。国家对于公民知情权的尊重，又促进了历史档案及各种学术资料的开放，为人们了解历史真相，提供了便利条件。 其四，黄克诚、萧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公正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上，敢于突破历史禁区和思想禁区，敢于讲真话，起到了很强的表率作用和引领作用。若干年前，在全面否定林彪的政治气氛和历史背景下，黄克诚将军敢于一分为二地评价林彪，给了中国史学界深刻的教育，树立了“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的典范。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初稿中，林彪的形象是写得很糟糕的，黄老对编纂人员说:“林彪的条目不能这么写，这样是不能向后人交待的。”“如果我们说林彪是个不会打仗的人，只有鬼才信。辽沈战役，他的功劳不能抹掉，也是抹不掉的。”他又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黄老的这些话，在当时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因而有些人批评黄老，但黄老说的是真相，讲的是真理，所以最终为人们所接受。 萧克将军也是表率。他特别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在研究中共党史问题上，他特别提出要“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在公正评价陈独秀和林彪的问题上，他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对陈独秀，他说，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和创党有功的人物，即便后来犯了右倾错误，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黄、萧两位老将军所发表的意见，既有宏观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又有具体的人物分析，归结起来，核心观点就是:评价任何历史人物，都要采取实事求是、科学公正的态度。 其五，我党对于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有力地促进了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例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中说:“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就告诉我们，凡是包括在这当中的人物，不论是何党何派何阶级，都应该给予肯定。例如，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军将士，都应属于人民英雄的范畴。对于国民党的抗战功绩，我党给予了充分肯定，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这就改变了以往常说的“国民党不抗日，只反共”，“只奉行逃跑主义”的提法。对于那些在抗战中有功，但后来在内战中与我军对垒的国民党军人，即使是战犯，我党也肯定了他们的抗战功绩。例如，在战犯改造中，那些在抗战中有功的内战战犯，都能体会到我党并不抹杀他们的抗战历史，所否定的只是他们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罪行。毛泽东关于党史人物和民国史人物的一些富有实事求是精神的言论，也有力地促进了公正评价这些人物。如他说修党史时要写上陈独秀的功劳，促进了公正评价陈独秀；对于胡适，他曾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又说:“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泽东的特殊地位，使这些话发生了特殊作用，实际上是打下了一分为二评价陈、胡的基础。 其六，中国人民成熟起来了，更加清醒和理智。这首先表现在懂得了历史和人的复杂性，不再像“文革”时那样幼稚和冲动，只会把人分成这个司令部和那个司令部，分成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同时，还特别表现在更加能够承受历史真相。列宁有句名言:有些真理接受起来是痛苦的。确是如此。比如，林彪在“文革”中造成了那么多人的痛苦，受害者从感情上来说，大概最愿意听的是“林彪不死，天理不容”，而不大愿意提及或正视林彪在历史上的功绩。蒋介石也是一样，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人们在心理上对他的定位就是“人民公敌”，而不愿提及他在北伐和抗战时的功绩。这些，无疑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一种正常、正义的情感。但是，现在中国人民不仅仅讲情感——痛恨蒋介石和林彪的罪孽，更讲理智——承认历史的真相，认可他们曾经有过历史功绩。中国人民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成熟的、理智的民族，不仅应当直面事实，不欺不瞒，而且应当具有高度的科学判断力和调适自己情感心态的能力，只有这样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其七，对于历史人物的所谓翻案问题，人们越来越能够科学、理性地看待，越来越懂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的话——“原则不是出发点，只有客观存在的历史才是出发点，应该是原则服从历史，而不是历史服从原则”是真理。若干年前，若是某位先生给某个历史人物翻案或是说些好话，那么人们大多并不是细致地考察一下这种翻案是否有理，而总是先入为主地认为是拂逆之举，是离经叛道。随着实事求是观念的普及，人们逐渐明白，对所谓翻案问题要做具体分析。翻案，有的该翻，有的不该翻，有的需要整体的翻(如平反冤假错案)，有的需要在某些问题上翻。例如，曹操该翻，秦桧不该翻，陈独秀的所谓“汉奸”问题该翻，右倾问题则该部分地翻——不该说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应说是“右倾错误”。总之，是否该翻，翻到什么程度，都要从事实出发，要以正确的历史观为指导，用证据说话，不能唯上、唯权势，不能搞形形色色的“凡是”。一句话，在“翻案”问题上必须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最高原则。 五、并非完满，还有不足 尽管我们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并非一切完满，实际上还存在许多不足。 一是在落实“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评价方法上，有时还不够。例如，在评价中共党史人物时，为尊者贤者讳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在肯定“问题人物”的长处时，则常有一种琵琶遮面之态。在评价晚清、民国史人物时，“有坏说坏”容易做到，“有好说好”则顾虑较多。例如，对于正面战场上的抗战英雄宣传得不够。在正面战场上，有100多位将军战死，其中有的甚至是与敌人肉搏而死的，但人们所熟知的却只有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等为数不多的几位。 二是在翻案问题上存在着“不当翻案”或“翻案过头”的情况。例如，有的文章将民初一度形成的自由之风归功于袁世凯，并否定袁作为巨奸大恶之基本面貌的定案。关于林彪叛逃问题，有人提出了站不住脚的“林彪是被挟持出逃”和“出逃欲返遭拒”的观点。再如，一说周作人的文章写得不错，有人便淡化他的汉奸罪，连他身穿“皇军”军装慰问日伪军的丑行也被有意回避。 三是有的学者总喜欢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和情感好恶去理解甚至剪裁史实。比如，西安事变发生后，起初除了张闻天力主“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不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外，不少领导人是主张杀蒋的，后来才统一到和平解决的认识上。但对于主张杀蒋的情况，有些文章却不愿提及，好像一提就会使有关领导人的伟大形象打折。似乎我党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是全体一致决议放蒋，而没有出现过思想波澜。其实，像蒋介石这样一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宿敌，一旦被抓，受害者怎能不欲诛之以平心中积愤呢？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我党还是出于民族大义，主张和平解决。试想，如果是捉住了蒋介石而没有想到过要杀他，那倒真是一桩怪事了。 四是一些已经搞清楚了真相的历史情节仍被讹传。例如，林彪发布的“第一个号令”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政变预演，但几年前专家已经根据档案考明，发布这个“号令”并非政变预演，而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过分反应”。虽然许多史书已采用了这个符合史实的说法，但仍有不少史书沿用旧说。 六、余话 历史早已消失在辽远深邃的时空中，但我们仍在花费笔墨谈论历史。之所以如此，其真正意义是为了今天和明天。我们对于历史的任何看法，其实对于历史本身已经没有意义，但对于我们自身却具有重大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并不能改变历史本身，却能够改变我们自己。正确地评价和对待历史人物，说到底，是对我们自己负责，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负责。 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这应是我们对待历史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态度。(李乔/北京日报高级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