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拿起理论武器与“四人帮”斗争

    邓小平早在1975年1月开始领导整顿时，就考虑到要用理论武器同“四人帮”作斗争。1975年1月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到他那里谈话。他对胡乔木说：“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防修的文章。”邓小平还给胡绳出了不少题目，包括三个世界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等题目，要他们考虑写文章。邓小平还说：“要收集大量材料，写出系统的有说服力的文章。”“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105页）不久，经邓小平提议，周恩来决定，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都是理论水平高，又有实际工作经验，对“四人帮”不满的人。他们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人。成立后，除了邓小平出题目写作之外，还要求他们针对当前国内实际，写出重要的文件和文章来。1975年7月，中央决定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并要求他们提出整顿科学院工作的意见。他们到任后，搞调查研究，组织人开座谈会，查阅大量文件，还听取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的意见，用了20多天时间，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交给邓小平看后，邓小平认为好，但还有些不足，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帮助修改。同时，邓小平还把国务院一些部门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交给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让他们研究、修改。在修改过程中，加大了理论力度，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不仅对中国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做了解答，而且从理论上批了“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久，邓小平又交给邓力群一个任务：由他主持，根据邓小平领导整顿中多次讲话的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写出初稿后，邓小平看了，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又经过起草人员反复修改，做了大量增删，于10月拿出了二稿，原拟在《思想战线》上发表，但后来因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没有发表。《论总纲》在前一稿的基础上，发展了邓小平领导整顿中形成的观点。该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更系统、更深刻的理论。特别是：《论总纲》系统地概括了1975年全面整顿的理论和实践，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言论和反革命活动。文章提出：发展生产、实现四化宏伟目标是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生产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不能用抓革命来代替生产。生产搞得很坏，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一切政党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路线正确与否，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大小。文章针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指出：那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三篇重要文章，是邓小平领导整顿的经验总结，也是打击“四人帮”的有力武器，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这些文章没有发表时，就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传抄了。读到这些文章的人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直到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因此，“四人帮”对这些文章恨之入骨，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们攻击这三篇文章是“三株大毒草”，并且把这所谓“三株大毒草”印发全国。各基层单位，直到公社一级，都有所谓“三株大毒草”的印本，供人们批判。他们还说，起草这三篇文章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是“继旧中宣部后一个阎王殿”。写这三篇文章的人是“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邓小平的谋臣”。不料，“四人帮”这样做，反而扩大了这三篇文章的影响。由于这三篇文章揭露了“四人帮”的本质，打中了他们的要害，启发了人们进行思索，使更多的人们开始反思“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问题。历史同“四人帮”开了一个大玩笑，原本没有同广大群众见面的三篇重要文章，却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走到了全国人民中间。本来已经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到整顿正确的人们，又通过读这三篇文章而从理论上体会出整顿的正确。

　　毛泽东开始担心身后事

    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当他1975年4月从杭州回北京之前，自己已经明白，他从此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巡视南方了。登车前，他只向为他送行、见到他步履艰难而流泪的工作人员点了点头，什么也没有说，就上了北行的列车。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并不好。

    毛泽东心情不好，并不是为他身体每况愈下而发愁。坚信唯物主义并且一向乐观的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很开，他心情不好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央内部明显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肯定“文化大革命”两派，前者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老干部.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正是通过整顿表现出来的。后者是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新贵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虽然不敢公开讲，但在开展整顿的实际工作中，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态度，并且为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已经与“四人帮”有了几次较量。“四人帮”也在想方设法抓他们的辫子。这自然引起了政治局内部的矛盾。毛泽东内心非常明白政治局内部不团结的根本原因。由于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存在这种矛盾和斗争，毛泽东开始为后事担忧起来。

    毛泽东所担忧的后事，不是自己百年之后如何处理他个人的后事问题。对这个问题，他知道中央是能够处理好的，而且，以他在党和人民中的威望，是不会出现任何不妥之处的。他是个唯物主义者，也不在乎对自己百年之后的后事处理如何。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所担忧的后事，是他所坚持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而这条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下去的根本点，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认为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搞“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是在中国反修防修的最好形式，也是他一生当中所做的两件事之一。毛泽东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希望在他百年之后，“文化大革命”这条路线能够坚持下去，在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前提下又能维持国家稳定，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内部，江青等人是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但是，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在党内，在人民中间，是很不得人心的，加上他们搞“四人帮”，又没有搞生产的热情、经验和能力，在毛泽东身后由他们来领导国家，来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毛泽东不放心，因为他们不得人心，没有人拥护他们，他们是搞不下去的。因此，毛泽东决定不把权力交给他们，同时，对他们搞“四人帮”的行为还要进行批评。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毛泽东既爱其才，要依靠他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也对他在领导整顿中，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这种不满长期积累起来，使他对邓小平很不放心，担心在他百年之后，由邓小平执掌权力，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路线。他在此时已经打算要批一批邓小平，要促使邓小平把认识统一到他的认识上来。毛泽东当时还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希望邓小平等老同志能够与“四人帮”搞好团结，团结的前提，就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把国家稳定下来，把生产搞上去。从这一良好愿望出发，毛泽东先是批了“四人帮”，不让他们搞宗派，要和政治局的同志、和全体中央委员搞好团结。（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同时，毛泽东一再讲：“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不要分裂，要团结。”

    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想法毕竟只是良好的愿望，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要让江青与邓小平“团结”起来，是很难做到的。由此，他开始为自己的后事担忧。他不但担忧自己百年之后中央内部会发生斗争甚至分裂，而且担心出现大的政治动荡，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在“血雨腥风”中交班。由于有这种担忧，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当着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讲了三国故事，当他谈到吴王孙权时，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

    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天下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主观愿望上，是希望有一个“孙仲谋”那样的人物，即有一个可以放心的接班人。这个接班人，是既有能力，又不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基业”的接班人。

    到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9年了，结果如何？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到：社会秩序紊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面对这个现实，广大人民群众、广大干部都在思索。经过思索，人们的头脑已经冷静下来，开始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像毛泽东所估计和人们所想像的那样：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是动乱不休，纷争不已。人们开始普遍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在此情况下，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整顿及成果，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人们盼望通过整顿，全国能够安定下来，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因此当时人们普遍有一种怀疑“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绪。

    毛泽东当时已经感到邓小平在领导整顿时，在实际工作中正在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对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也希望通过整顿，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心情，使他对邓小平既要使用，又有怀疑。但是，邓小平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懂得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当时，邓小平专注于实际工作，他从来不谈“文化大革命”，也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他只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那一套，这使毛泽东对邓小平也说不出什么来，只是在心中对邓小平有怀疑，不放心。如果毛泽东只是把这种怀疑继续下去，没有后来毛远新的参与，毛泽东还会在怀疑中继续使用邓小平，不会出现1976年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