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成了批判对象，“四五运动”后，被再次打倒

    正是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成了斗争对象。在运动开始之后，邓小平就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实际上是处于闲置状态。

    邓小平处于闲置状态后，便不再露面了，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关于邓小平被批判的消息很快就在全国干部、群众中传开了。而且，大家心里都清楚，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是针对邓小平的，邓小平就是被“四人帮”搞掉的。在公开场合，人们虽然嘴上不说什么，但心中积压着的对“四人帮”的愤怒和不满与日俱增。但是，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正在酝酿，而其导火索，是周恩来逝世后广大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被“四人帮”干扰和破坏。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广大人民群众沉浸在悲痛之中。人们以各种形式，自发地悼念周总理。但是，“四人帮”对人们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恨之入骨。不仅如此，他们还采取种种手段，影射、攻击周总理。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1976年3月初，上海的《文汇报》在发表领袖对雷锋的题词时，却不发表周恩来对雷锋的题词，并且，《文汇报》还在一篇文章中影射周恩来说，“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把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了台。”“四人帮”搞的这些把戏，蒙不住群众的眼睛，人们认清了“四人帮”的嘴脸后，产生了极大愤怒情绪。1976年3月，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很快就波及全国，全国许多城市都发生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并且发展到了北京。

    邓小平成了批判对象，“四五运动”后，被再次打倒 当全国各地发生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时，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对事情的起因、性质、具体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全靠听毛远新的汇报来了解情况，依据毛远新的汇报来判断是非曲直，这给了毛远新以可趁之机。

    1976年4月1日，当南京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影响到北京，1976年4月4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当天，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紧急开会，讨论天安门出现的问题。老干部叶剑英、李先念等仍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邓小平已经被排除在政治局会议之外，自然也没有参加。其他参加会议的多数人，也不表态。只有“四人帮”在那里叫嚷着。江青又哭又闹，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在那里比划着，王洪文上窜下跳，坐立不安，张春桥在那里阴沉着脸，姚文元不时走到窗前向外张望。他们提出这是反革命事件，要镇压。但多数政治局成员只是议论具体情况和事情过程，并不讲定性的话。“四人帮”见此种情况，就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他们有的说，“这是坏人又跳了出来”，有的说“这是直接攻击主席”，有的说，天安门上的群众是在“造谣”，“是反动的”，还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张春桥和江青共同的意见是：“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准备形成的。”“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四人帮”在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的这些议论，并不能代表政治局全体成员的共同意见，更不是政治局做出的决定。然而，毛远新却妙笔生花，把“四人帮”的言论当作政治局全体一致的意见，把他们的个别话语，当作政治局已经定性的结论意见。

    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毛远新的报告后，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1976年4月7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谈话，引自毛远新笔记）毛泽东还根据毛远新报告中做出的判断，建议政治局做出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他领导的整顿在当时被完全打断的标志。

    邓小平领导的整顿，虽然由于邓小平的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而被迫中断，但是整顿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些影响中，最根本的，是它引起人们思考，启发人们醒悟，认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由此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基础。(姜毅然　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