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21日下午，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四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读完后一起吃饭时，胡乔木问：主席关于评《水浒》的谈话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所指？邓小平心中清楚，毛泽东的评《水浒》谈话确实是有所指的，但邓小平有一种政治上的大智慧，他有意叉开话题，并且设法不让“四人帮”误导。于是，他回答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121页）邓小平这样说，是因为他明白，毛泽东对否定“文化大革命”，只是担心，并无确证，因此评《水浒》也不是明指哪些人就是投降派，而“四人帮”则是想利用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反对自己。为了打破“四人帮”的阴谋，他不表态，并且只把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当作文艺评论。这样，“四人帮”的文章就做不大，如果他们非要做大，就会露出破绽。
果然，“四人帮”急不可待了。
1975年9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邓小平为了抓农业生产而提议开的一次会议。政治局同意开这次会议，目的也是为了搞好农业生产。当时，中央部长、副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开这样大规模的抓生产的会议而且又有这样多的领导干部参加，这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是空前的。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决定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搞好整顿，并且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通过整顿，把生产搞上去，首先是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可是，到会的江青却抛开会议主题，在会上多次插话，与邓小平唱反调。不仅如此，她还在会上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水浒》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同时扯到评《水浒》的“现实意义”上来。同时，江青还在谈话中影射攻击周恩来，说国务院有更大的人物支持邓小平。会后，江青找到邓小平，提出要求：把我的讲话录音在全党播放，在党内印发我的讲话稿。邓小平没有表态。江青又去找到华国锋，要华国锋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也没有表态。
1975年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时，谈到了江青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及江青会后向他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1975年9月2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不久，华国锋在一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之后，也向毛泽东谈到了江青要求在全党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稿的问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1975年9月毛泽东听取华国锋汇报时的指示）
原来同意搞评《水浒》的毛泽东，为什么又做出了这样的指示呢？
实际上，毛泽东发表评《水浒》的谈话，以及后来同意向全党转发，只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要向全党敲一敲警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到底是谁、怎样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没有根据的，他不想再搞政治运动，更不想把国家搞乱。这是与江青等人想搞政治运动，借评《水浒》打倒一批人，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此时的毛泽东，既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又希望全国能够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当他的评《水浒》的谈话发下去后，他也看到，除了“四人帮”十分积极之外，全党反响普遍较冷淡，特别是实际工作部门，一直在抓业务工作，根本不搞评《水浒》。由此他考虑到，目前再人为地搞一场运动，是很不适当的。而此时江青的表演也确实拙劣，引起了党内许多干部的反感。再通过“四人帮”这些人搞评《水浒》，会激起更大的矛盾。于是，毛泽东适时收手，他只把评《水浒》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正是从这一考虑出发，毛泽东才对邓小平、华国锋讲了上述那些话。
毛泽东此话一发，自然影响全党。一场眼看就要被“四人帮”掀起的全国性的评《水浒》运动逐渐淡化下来，直到最后无声无息。这样，从8月15日毛泽东发表评《水浒》的讲话起，到9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和邓小平、华国锋谈话止，“四人帮”所极力搞的评《水浒》，实际上只搞了40多天就冷落下来。此后，各地报刊的评《水浒》文章，转到了侧重于古典文学评论方面，而“四人帮”对评论古典文学是不感兴趣的，于是，评《水浒》就不了了之了。
毛远新多次对毛泽东说邓小平搞整顿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由于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当1975年9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庆祝建区20周年的活动时，特意请已任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去新疆参加庆祝活动。9月27日，毛远新从辽宁赴新疆的途中路过北京，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见到毛远新，想起了毛泽民，对毛远新倍感亲切。毛泽东认为，毛远新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造反，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锻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干部，在“政治”上会是很“成熟”的。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果然感到，毛远新“成熟”了。他有地方工作“经验”，谈话中对“政治问题”有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对此很高兴。毛泽东原来就比较喜欢毛远新，现在更加喜欢毛远新了。毛泽东这时有一个打算，就是打算把毛远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边。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正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产生许多怀疑。本来，毛泽东是支持整顿的，但邓小平在领导整顿的过程中，通过实际工作，纠正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过“左”的东西，由此，毛泽东怀疑邓小平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他是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事情之一（一件是打败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笔者注）。但毛泽东长期卧病在床，对实际情况不太了解，更不了解下边对邓小平实际工作情况的看法。他认为，毛远新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基层干部、群众的想法很了解。于是，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的话题，自然转到了当前人们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怎么看的问题上来。毛远新对毛泽东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毛泽东问：这股风来自哪里？毛远新回答说：我认为来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泽东问：你担心中央出反复？毛远新回答说：75年国务院开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75年4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后下发――笔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4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毛远新的话使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认为毛远新的话是客观真实的。毛远新工作在基层，了解实际情况，了解群众情绪，而且毛远新与邓小平没有任何历史恩怨关系，对邓小平没有个人成见，因此，他说的话，是对的。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
由于毛泽东听信了毛远新的话，对邓小平日益产生不满。这种不满，通过他处理两封信表现了出来。
原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在工作中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党委副书记谢敬宜发生了矛盾。刘冰是老干部，而迟群、谢敬宜是通过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刘冰对迟群、谢敬宜在清华大学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满，对迟、谢二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也看不惯。久而久之，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于是，刘冰和另外两个副书记直接向毛泽东写信，反映迟、谢二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由于迟群是“四人帮”的亲信，谢敬宜是毛泽东直接从身边派出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二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刘冰等人把写给毛泽东的反映二人问题的信，通过邓小平转给毛泽东。邓小平收到刘冰等人的信后，认为信中说得有理，就把他们的信转给毛泽东了。刘冰等人共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都是通过邓小平转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间写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写的这封信，心中不悦，但没有说什么，指着放文件的柜子对秘书说：“先放着。”刘冰等人没有得到回音，就又在当年的10月间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也是通过邓小平转的。毛泽东看了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又把刘冰等人的第一封信找出来重新看了一遍。他对刘冰更加不满，并由对刘冰的不满转而对邓小平不满。他对邓小平不满，出于两条，一条是邓小平转了刘冰等人的信，另一条是刘冰等人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他认为，刘冰等人是代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的那些人的意见的，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就是表明他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联系毛远新对他说的话，他认定邓小平确实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中央内部的代表。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把陪同会见的李先念、汪东兴留下谈话，直接表示了对邓小平的不满。他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毛泽东接着针对邓小平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的谈话记录）
随后，李先念、汪东兴把毛泽东19日谈话的内容向邓小平做了传达。邓小平敏锐地预感到，他与毛泽东在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对自己已经有了成见，他将面临一场新的政治风暴，而这场政治风暴，对自己是不利的。但邓小平通过这些年的实际生活，已经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固定认识，他对这种认识是不会改变的，是要坚持到底的。为了坚持自己的认识，他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正如他自己说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毅然决定，把毛泽东19日的谈话，传达给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由政治局去讨论。23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9日的谈话，并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传达时，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
1975年10月10日，毛远新回到北京。此时，毛泽东已经决定把毛远新留下当联络员。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已经向政治局通报了。毛远新从此就留在了中南海，住在怡年堂后边的一个小院里。
毛远新留在北京当联络员后，一开始还很谦虚。对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由于毛远新的身份特殊（是毛泽东的侄子），工作特殊（当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别人对他也高看一眼，特别是他等于是代毛泽东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是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他似乎是毛泽东的代言人。因此毛远新逐渐自以为了不起了。尤其是，他是靠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在思想上是“左”的，与江青他们一致。因此，自然与“四人帮”搞在一起，对“文化大革命”也是肯定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邓小平是对立的。二人之间虽然此时还没有发生争吵，毛远新在政治局也没有表决权，但毛远新对邓小平是有成见的。因此，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也经常讲邓小平的坏话。
11月2日，毛远新在又一次向毛泽东汇报时谈到，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毛泽东听后，决心把他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挑开，让毛远新出面以召开会议的方式“帮助”邓小平。
毛泽东此时还是希望邓小平能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在认识上和他保持一致，这样，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发挥邓小平的才干，让他继续领导国务院工作，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他不采取开政治局会议的办法，而是采取指定几个人开会，以及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的办法，“帮助”邓小平。毛泽东还考虑到，开政治局会议，江青等人会借机做文章，那样的话，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会发生争吵，对邓小平也不利，因此他指示毛远新，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不要江青参加，会议的情况也不要告诉江青，“对江青，什么也不要讲。”开会时，邓小平坚定自己的立场、观点。他坚决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对，只是说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在路线上没有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把生产搞上去没有错，安定团结没有错。邓小平还表示，自己愿意写书面检查。会后，邓小平写出书面检查，交给毛远新转给毛泽东。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也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扩大”的“帮助”邓小平的会议之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书面检查，很不高兴。他认为，对邓小平批还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当毛远新问道：对邓小平要求解除他担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责任如何处理时，毛泽东思考了一下，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1976年1月21日毛泽东同毛远新的谈话记录）毛泽东的这个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同意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了，这也意味着不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任国务院总理了，但对他的现任职务暂时不动，同时继续批评他，“帮助”他“提高认识”，等待他转过来。
毛泽东指示毛远新：把问题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去解决。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没有达到毛泽东的期望。会上，大多数人不发言，邓小平本人更是不谈“文化大革命”正确，他还是重复原来所说的，在具体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邓小平表示，还可以再写一篇书面检查。邓小平写出的这份书面检查，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情况，又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对邓小平十分不满。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时决定，在发动这场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向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有“右倾翻案”问题的领导干部“打招呼”。
毛泽东做出开“打招呼”会议的决定，是因为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没有向广大干部“打招呼”以致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的教训。他做出这个决定后，亲笔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指“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笔者注）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了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笔者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开始，毛泽东还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围。他提出：在开“打招呼”会议之前，让邓小平主持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要形成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远新向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接过毛泽东的话婉言拒绝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由我主持开这样的会不适宜。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邓小平说的这些话，毛泽东当然很不高兴。毛泽东决定，“打招呼”会议扩大范围，让一百多人都要参加“打招呼”会议。他让邓小平拟一个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让邓小平主持“打招呼”会议。这两件事，都是邓小平不愿意做的。拟定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员名单，实际上是让邓小平认定哪些人有“右倾翻案”问题；主持“打招呼”会议，实际上是让邓小平主持解决自己“问题”的会议，但在当时邓小平已经婉言拒绝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况下，他对这两件事不好再推辞，不得不同意做这两件事。
11月2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由毛远新转交给毛泽东。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邓小平还在这个报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谈话要点。这个要点中，按毛泽东的意见提到：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来信很重视，认为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毛泽东听工作人员读了邓小平的报告和谈话要点后，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道：“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由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毛泽东写完这个批示的第三天，又考虑到，有青年人参加（即让造反派参加--笔者注）“打招呼”会议，不太合适，这些人参加会议，就会对其他人大批特批，反而会把事情搞复杂了。于是，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还是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
11月24日，中央开“打招呼”会议。邓小平主持了“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余下他再不说什么话。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人大多数不表态，少数表态的人，也只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种情况，与前些日子中央开的几次会一样，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结果，毛泽东肯定不会满意。由此，邓小平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因此，邓小平在这次会上表情严肃、坚毅，一句话也不说。参加会议的张震对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多保重。”邓小平听了，也只是点了点头。
果然如同邓小平所预料的，毛泽东对“打招呼”会议的结果十分不满意。他决心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政治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