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中的党的建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时是一个至今仍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虽然我们党运用自己的强大影响力，提出了在符合条件的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企业党组织到底是干什么的，在企业发展中占什么样的位置，普遍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方面走在全国前面的温州市，从解决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的实际出发，对企业党建问题进行了大量积极有益的探索，不仅取得了实践上的成功，而且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深刻的思想和观点，对思考企业党的建设，乃至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都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路和启示。温州的经验，很值得注意。
一、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实践的突出特点可以概括为:按照企业运转的规律来设计党组织的目标定位，通过为企业发展提供内动力，把党的活动变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企业功能深刻变化的条件下，企业党的建设遇到的是两大困惑:一是，在作为独立经营主体的企业中究竟该不该建立党组织?二是，企业中的党组织究竟如何定位，起什么作用?这两个难题密切相关:之所以对在企业中建党组织的必要性质疑不断，归根结底是因为党组织在企业中难以定位;而定位问题不解决，党组织即使勉强在企业中得以建立，也不会有什么意义，不是被边缘化，就是名存实亡、徒具形式。从实践情况看，大多数地方和部门根据中央有关要求，在符合条件的企业建立了党组织，解决了党的工作“覆盖面”的问题，但普遍没有解决好定位问题。有的党组织负责人由代表所有者的企业董事长兼任，实际上成了实现所有者利益的工具;有的党组织“在职工群众中起政治核心作用”，难以得到企业主的认同;还有的党组织试图“代表党和政府”，则更由于和企业自身无关，对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都缺乏吸引力，被认为是加在企业身上的负担，在企业中显得不伦不类。总的说来，由于企业党组织缺乏明确定位，企业党的工作普遍处在一种有组织形式而难以发挥作用的困境之中。
正是抓住企业党组织的定位这个关键问题，温州党组织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进展。企业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企业中的党的工作不能脱离企业发展的规律来进行。党组织按照企业发展的要求来确定自己的位置，才能为企业所需要、所欢迎。企业的健康发展靠什么?靠的是科学、和谐的机制和环境。企业内部各个要素和谐，企业与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企业才会真正有活力，才能健康发展。企业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协调，企业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形象，就是这一系列和谐的最终体现。温州党组织发现，正是在这里，企业党组织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既维护各方利益，又不片面于一方，因而可以超脱地整合各方利益，通过建设企业文化、塑造企业精神，为企业发展提供内动力，这些恰恰是党的工作的传统和优势。立足于上述认识，温州市委确立了围绕构建“活力和谐企业”目标开展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工作的思路。一年多的实践表明，这一目标定位使党组织能够把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的利益结合起来，把党的工作和企业发展结合起来，把企业发展和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结合起来，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融入了企业发展之中，变成了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现在，和企业党组织较普遍地缺乏活力的情况相比，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令人耳目一新。
二、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实践所体现的新的理念、新的思路，对全国范围内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
温州的实践给我们什么启迪?
相对于全国来说，温州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因此，它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实践也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理念和思路，却具有普遍性意义。过去不少人认为，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的现代企业制度来说，有了法人治理结构就足够了。其实不然。没有法人治理结构，自然缺乏科学管理的前提。但是，有了法人治理结构，也仍然有一个如何把企业内部的各个要素调动起来、协调起来的问题。建立各种机构、制度，是调动和协调各个要素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对于所有要素中最重要的要素——人来说，制度只能规范人的行为，只能给人们划定一个不能越过的底线，却难以在这个底线之上起作用。对于人自身和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些非物质因素(人们通常把它们与制度一起形容为企业的“软件”)，如对企业的价值判断，对企业主基本理念的认同，由认同而产生的自觉服从、创新冲动、团队精神等，制度是无能为力的。这些问题，只能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解决。企业文化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决定着企业的未来，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正是利益协调和企业文化建设这些功能，为企业中的党的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以“活力和谐企业”为总载体，使企业内部关系找到了根本点，也为党组织的科学定位确立了前提。过去，党组织不是不需关心职工利益，但仅站在职工的立场上去关心，很容易和企业主发生矛盾。企业党组织也不能不关心企业发展，但站在企业主的立场上去讲发展，又很容易被职工看作企业主用来追求利益的工具。这些落点之间相互矛盾，使党组织很难把握自己的角色。现在，有了这一总载体，情况不同了。无论是企业发展，还是企业主、职工利益，都落到了一个点上，有人概括为“目标同向，工作同力，发展同步”。就是说，无论对职工利益的关心，还是对企业主利益的关心，出发点都是企业的发展，关注的都是企业能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做大做强。这样，党组织真正成了企业发展难以离开的力量，企业党的工作也变得理直气壮。
因此，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经验，认为企业中不应建立党组织，不对的。既然企业中存在协调各方利益的需求，既然企业需要进行企业文化建设，那么，只要党组织履行了这些不可替代的功能，企业党组织就有存在的理由。同样，简单认为我们国家性质不同，党的地位不同，把在企业中是否有党组织看作企业是否合格的标志，也是不对的。企业是否需要党组织，关键看党组织是否能够正确定位，为企业提供动力，成为企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这是温州经验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
三、温州实践不仅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范例，而且对推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
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表面看来是由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带来的，企业的产权归企业主所有，过去固有企业那种决策和经营都可以由党组织说了算的情况，自然也就不再适用，必须另辟蹊径。许多人从这个角度对温州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探索予以肯定。这也确实符合我们的惯常思维。
但是，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里可能暗含着一个认识的误区。因为这种观点的确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与非公有制企业不同，国有企业中的党的建设已经解决，不存在问题。这个前提恰恰是可疑的。事实上，在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中，虽然党组织建立起来了，但党组织如何定位的问题，党的工作如何开展的问题，其实都并没有完全解决。
从我们前面列举的企业党建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协调各方利益和建设企业文化来分析，不难看出这一点。从协调功能看，国有企业党组织其实无法真正站出来协调各方利益。为什么?党组织的模糊定位使然。我们知道，国有企业中的党组织负责人通常有三种任职形式:一是由董事长兼任，二是由总经理兼任，三是由其中的一个副职兼任。至于在有些国有参股公司，党组织负责人兼任工会主席(其实是工会主席兼党组织负责人，因为工会是企业中的应设组织)，则已属特例，难以列入我们讨论的范围。很显然，在这里面，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无法使党组织站在超脱的地位，因为党组织要么代表所有者，要么代表经营者，要么代表劳动者。可以设想，一旦所有者或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发生利益矛盾，需要协调的时候，党组织就陷入了两难困境。从道理上讲，在国有企业中，党组织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是正确的，让党员服从国家的利益也是正确的。但是，这样一来，党组织也必然无法起协调作用。
难以履行协调功能，企业文化建设功能也就难以得到很好的履行。如果党组织在各方利益博弈中偏向了一方，那么可想而知，当它出面引领企业文化建设时，普通职工会是一种什么心态。在他们看来，或许企业文化建设完全是一种功利行为，无非是想让劳动者踏踏实实给所有者干活，为利润增值作贡献，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并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职工不会把企业文化真当回事，其成效可想而知。
可见，对国有企业党组织来说，同样有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实践给这种定位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系。笔者认为，国有企业党组织也应当借鉴温州的经验，来考虑目标定位问题。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把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的定位与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定位相提并论，似乎是贬低了党组织的作用，其实不然。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政治核心作用”看上去似乎很高，实际上难以实现。至于按照原有的思路“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在目前实践中，更多带来的是企业班子内部的摩擦和不和谐。关键在于，这种定位难免虚、空，而且没有真正融入企业，只是靠权力来维持，很容易被边缘化。正因为此，一些长期从事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同志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思考问题。宝钢党组织近年来的成功探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四、温州的实践经验是从微观层面思考执政党建设问题得出的结论，但同时也能在宏观层面上促进我们对执政党建设进行思考
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实践，解决的是微观层面的党的建设问题。但是，其中的一些道理，是我们在思考全局性的党的建设问题时也适用的。我们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党，领导着整个国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其他各个领域改革的必要性也越来越迫切地提了出来，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党政关系(他的用词是“党政分开”)。实事求是地说，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怎样处理，不能说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我们分设了党、政两套(其实不止两套)系统，但是它们之间的职责和职能有什么区别，除了党管“重大问题”、政管行政事务的笼统要求外，在操作过程中往往相互交错，难以分清。而且事实上，就连这种区别也是经不住推敲的:政府管行政事务，人大管什么?人大管决策，党又往哪里放?党组织把人大、政府的事情都揽起来了，设立人大和政府还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难以解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是缺乏清晰的思路。我们不但想把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那套体制和模式当作既成事实接受下来，而且基本上没有改变这套体制和模式赖以运行的理念。因此，很自然，谁要改变这套体制和模式，谁就可能有“削弱党的领导”之嫌。但是，如果在改革过程中，遇到和旧体制发生冲突就往后退，改革肯定难以取得进展。不改不行，改又顾虑重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处在这样一种改革困境中。
如何理顺推进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思路?温州的实践在方法论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问题的角度。温州的经验告诉人们，只有从企业自身运作规律出发，来思考企业党的建设，才能找到企业党的建设的规律性。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经济组织，按市场的规律运作，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它既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期作为行政附属物一样，把党组织的政治任务当作自己的任务，也不再独立承担政治和社会职能。企业党的建设应当按照企业的这种属性来调整自己，而不能撇开这一属性，“就党建论党建，就党建抓党建”。
如果把这条思路稍作延伸，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也应该首先研究政府运行的基本规律，按照这一规律设计政府的运作，而不是盲目地维护党政关系现状，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在推进政府运作科学化的前提下，进而思考执政党的科学定位和在其中起作用的方式和路径，就如同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思考党组织如何成为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一样。或许有人担心:这样一来，是不是在政府运作中也会出现企业那种党组织被边缘化的情况?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企业毕竟是经济组织，把一个政治组织摆到经济组织中去，确实很难，而且总体说来没有多少先例。政府则不同。政府是权力组织，而政党天生就是首先为权力而存在的。所以，在两种情况下，出现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企业中的党组织摆不好自己的位置，就有可能被企业排斥出来;而政府中的政党如果摆不好自己的位置，导致的很可能是以党代政，政府运作发生紊乱、失去效率。
文章来源：温州党建网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长江
